舍弟诸葛亮 第812章 诸葛司徒请王司徒出题

“大哥真是高瞻远瞩，这些取仕科目的设置，每一科看似都在向豪门世家妥协，但实际上又尽量往里掺入寒门士子也能刻苦习学、凭天赋胜出的内容。

偏偏这些内容还都是做官为政所需要的真才实学，并没有那种纯粹为了让步而让步的糟粕之学。

陛下那日劝我主持科举，我却力陈在这方面我的眼光远不如大哥，现在看来，我当日之言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二月中的一天，司徒府上，诸葛亮过府与长兄闲坐。

两人一边下着象棋，一边闲聊起最近筹措科举的种种事务见闻，诸葛亮便不由说起这番感慨。自叹在顶层的制度设计方面，确实是不如大哥。

他的长处，更多在随机应变、见机行事，一项政策落地之后，尽快找到漏洞，然后查漏补缺快速迭代。

但要说凭空从无到有设想一项新制度，诸葛亮毕竟不是神，没有历史答案可抄，不如大哥也不足为怪了。

他们兄弟俩，一个就像是做底层架构的，一开始心里就想好了最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另一个则像是具体写代码落实的、还负责发现BUG就尽快修复BUG。

兄弟俩配合了近二十年，自然是熟门熟路。

诸葛瑾对于二弟的吹捧，也丝毫不觉得得意，显然是这些年下来都习惯了。

他趁着诸葛亮分神，一个卧槽马连招抽车，吃了诸葛亮一子，这才好整以暇地说：

“说这些作甚，眼下还是先看看如何更好地落实这次的考试，还有十几天就要开考了。其他各科的题卷，都已经拟好，我也亲自审过、改过了。这经学一门，却还要二弟帮着一起斟酌。我不敢找外人，也是怕泄题。”

诸葛亮被突然抽了一子，一时也稍稍懵逼了几秒，刚才光顾着聊天，确实是走神了。

这些年他也摸清了，每次和大哥下棋，早年大哥还肯下围棋，但渐渐就发现围棋实在是下不过自己，就只好改下象棋。

象棋汉朝时就有了，但当时还不是跟后世那样定为三十二子的，规则也跟后世不太一样。后世的象棋，经过多次演变，一直到北宋才彻底定型。

不过诸葛瑾既然是司徒，他完全可以改良象棋，调整规则，所以如今大汉上上下下凡是下象棋的，都是诸葛司徒改良的版本。

当然也有偏远地区的人，消息不灵通，依然下更古老的版本，也很正常。

诸葛瑾刚刚改良象棋的时候，仗着自己更熟悉规则，懂套路，一度压着二弟打。

可惜下了几年之后，诸葛亮进步神速，诸葛瑾渐渐又败多胜少。但不管怎么说，下象棋的胜率好歹比下围棋高一些，也更有对抗性和观赏性。趁着二弟走神，还往往能偷一个。

诸葛亮静下心来，花了十几手慢慢扳回劣势，这才继续刚才的正事儿话题：

“经学也是考得最多的科目了，当年阳嘉改制就有成例的卷子可以借鉴，考过十几年了，这命题能有什么难的？”

诸葛瑾：“仅仅要命出考题，当然不难。但此番毕竟是天下第一次开科取士，经学究竟考些什么内容，是否能见前人所未见，是否足够发人深省、为百世垂范，那就很见功力了。

这一科考试，将来是要载入史册，被后世一次次引用提及的，可不能落入考据辩经的窠臼。”

诸葛亮：“那大哥心中肯定早就想好了要考哪方面了吧？也想好了要借机向天下人宣扬些什么理念，只是还不知道如何强行把要考的东西，和圣人的观点强行结合起来？”

诸葛亮几乎是一言就猜到了大哥的企图。

他太了解大哥了，知道能让大哥如此苦恼的事情，肯定是大哥想宣扬他那些政治理念，尤其是兜售他那套说了很久的正统论、还有别的“殿兴有福”相关的东西，或者别的什么。

可惜，大哥说了那么多年的理论，拿来学术辩论可以，但拿来考试就有问题了。因为很多论据都不是来自孔子的，也不是来自经学最核心的那些经的。

诸葛瑾被猜中了企图，倒也不觉得奇怪。

自家二弟猜中了有什么大不了，自己本来就是找他一起商量这最后临门一脚的。

“知我者，贤弟也，”诸葛瑾便大大方方承认了，随后话锋一转，“其实，我就是想让这全天下第一届科举，围绕着《孟子.梁惠王》里那段‘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来考。

当年先帝建安元年的时候，我代主公去许都觐见天子，在石渠阁单独奏对，就说了那番道理。

人君得天下之得，不在于得天下本身，也不在统一本身，而在于通过统一，让天下人不用再打内战，让天下人的徭役、兵役负担减轻。统一只是手段，让人民不用承受内战的额外负担，才是目的。

可惜这番道理，终究只跟孟子里这仅有的一句话牵扯，其余翻遍全书，再也找不到论据了，可以说完全是我借孟子为我所用，只取一句，其余都无所谓。

但考试却不能这么考，如果出题出得那么牵强附会，一来不能服众，二来我毕竟当了司徒多年，我那些主张，其实早就被天下读书人吃透了，我怕他们会迎合上意押题。

而且还有一桩难处，那就是如今《孟子》的地位也不够高，毕竟不是‘经’，要想直接拿孟子的话出考题，对其他经却一点都不考，怕是难以服众。”

诸葛瑾一五一十，说出了自己的难处。整个过程中，因为分心二用，也难免被诸葛亮又吃回来几颗子。

汉朝的时候，在儒学圈子内部，《孟子》的地位还是比较低的，如今甚至没有四书的概念。

别说《孟子》了，哪怕是《论语》，地位也不算高。

毕竟连孔子本人说的话，都还没那么值钱，比孔子的话更值钱的是“孔子引用和阐述周公的话”。

就好比马云没当首富之前，他说的话也不够值钱，以至于他还得把自己说的话假托是比尔盖茨说的。

孔子封圣之前，也没少把他自己说的话假托成周公说的，说自己只是“述而不著”。

无独有偶，在西方同时代，苏格拉底因为一辈子只口述、辩论，没留下文字著作，结果柏拉图在纪录苏格拉底言行时，就夹带了不少他自己的私货，他也不说是自己说的，偏要说是苏格拉底说的。

古今中外，没成名之前傍名声更大的前人，那都是用惯了的老套路了，哪里都一样。

诸葛瑾诸葛亮兄弟这样的顶级人精，当然都清楚这里面的门道。

诸葛亮便设身处地地帮大哥着想了一会儿，斟酌着说：“也罢，虽然眼下还没想到什么好招，但这事儿我帮大哥扛下了。不就是找点十三经里的章句，既要体现大哥一贯的主张，又要尽量权威。

但依我看，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要想长久解决问题，重塑将来的正统论、用一套全新的更适用的理论来彻底取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关键还是要系统提升《论语》、《孟子》这些的地位，一直研究《尚书》、《春秋》，在这里面找历史依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诸葛亮这番话，一方面是把眼下的差事先接过去，具体的经学考题，他会帮着一起揣摩。就算他不擅长这个，但诸葛亮至少比诸葛瑾更懂如何拆分统筹。

他有的是办法找“代读”，把自己要的内容分包给己方阵营的当世大儒们去“为我辩经”，还能确保不泄题、不让任何一个单独的大儒猜到自己的完整考题。

王朗、陈琳、许靖，这些人都是可以用的。

别看演义里王朗被诸葛亮骂死了，但是人家在正史上研究学问时，对于“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的研究，还是非常深的。

王朗对于什么是“有德之人”，自有多年的淫浸。

这一世，王朗也算是大汉忠臣了，在当年刘备夹击灭孙策的时候，王朗就坚持不降孙策，宁可逃到闽中继续抵抗，一直撑到了刘备打过来，帮他报了仇。

孙策覆灭之后，王朗就被刘备引为客卿，地位虚高就是个吉祥物。要不是诸葛兄弟和其他功臣把高位都占了，王朗怎么也能捞个侍中之类的级别。

王朗当不成王司徒了，却有机会参与到诸葛司徒的“首届科举出题人”圈子里，也算是一种补偿了。

诸葛瑾见二弟有想法，也算放下一桩心事，这就交给诸葛亮去操心了。

而更让诸葛瑾在意的是，二弟居然跟他所想暗合，也觉得如今该是提升孟子地位的时候了，而不是再跟以往那样只尊崇最古老的五经。

历史上，孟子的地位被抬高，一直要等到宋朝。

首先是北宋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拔高了孟子，然后是南宋时朱熹在读了司马光的著作后、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再次拔高了孟子。

后来朱熹的儒学地位非常高，又写了四书集注，孟子也彻底被纳入四书范围了。

拔高孟子的好处，当然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那样会系统性地引入“民贵君轻”的善政理念。

之前董仲舒靠天人感应，只引用周公和孔子，说白了就是指望“天”来吓住“君”，人君做得不好，天会有所感应，降下灾异，告诉人君天数有变了，如果不改正的话，神器就要更易了。

而天数是否向着人君，理论上倒是也要看万民是否心悦诚服、安居乐业，天是代表了民意的。只是这个代表终究隔了一层，而且要借助很多神神叨叨的东西，不但低效，还容易被人利用。

张角之流，不就是极大地利用了所谓的天数么。

如今，诸葛兄弟发明雕版印刷也有十好几年了，天下人读书的成本也在降低。

理工科的尤其是相对最容易普及的算学，也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学习，现在更是列入了科举考试的目录。

只要数学进步了，自然科学常识稍微多一点，那么从“人民需要天的代表来评判君是否有德”、渐渐转化为“人民是否能直接评判君是否有德”，也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了。

原本历史上，这一点在宋朝渐渐成型，就是因为宋朝普及了科举，也普及了雕版印刷。

包括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历史上在看到彗星、日食之类的灾异报告时，态度都是“时至今日，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只是自然规律。但是，如果能借机让执政者敬畏，让大家自省，那么就继续假装这些东西是天意，也没什么不好”。

可见王安石司马光都是懂天象灾异背后的自然规律的。

如今的诸葛兄弟，也已经提前近千年，走到了这一步。

那就趁着这次科举为契机，狠狠推动一把《孟子》的地位，从此逐步取代天人感应，直接把“皇帝是否有德，是否配得天下，要看他的统一、他的上位，有没有让人民不再受打内战的负担，让人民的总负担变小”。

这也就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进一步具象化了，也是把这一观点和“天下恶乎定”结合起来、相互印证。

刘备这次统一，当然是有德的，因为他没统一之前，天下各方诸侯下辖的百姓，都肯定要服更重的徭役、兵役、缴纳更多的钱粮。

而诸葛瑾就打算趁着这次科举宣扬的这个理念，私下里跟刘备进谏、定下一个人君和天下百姓之间的约定。

将来统一天下了，必须统计一下未统一之前，各诸侯治下百姓的税有多重，徭役有多久。

未来，哪怕不考虑兵役，只考虑徭役和税赋，百姓的负担也必须比这个轻——除非是遇到外敌主动入侵大汉，大汉有被异族灭亡的威胁，比如遇到再有类似当年匈奴鲜卑那样的大患，

那么兵役方面的负担可以重新加码，但钱粮赋税方面，还是必须有个定数，皇帝要在军事上多花钱，就得自己从皇家用度或者别的方面省出来。

当然这些都还是很初步的设想，但总的来说，诸葛瑾的指导思想，就是孟子那一系列的观点。

如果统一了负担比没统一之前还重，那天下人不就白期待了么？

……

诸葛亮和大哥深入详谈了许久，也觉得这个事儿，以陛下的仁德，应该是可以通过的。

“也多亏了如今是陛下在位，又对我们如此信任，哪怕你我的倡议，从长远来看有可能稍稍限制君权，比当年董仲舒限制得更厉害些，但陛下应该还是会同意的。

毕竟按照这个理论，汉就不是因为秦德衰微才得的天下，而是因为秦始皇就无德，统一了天下之后负担比没统一还重，就因为他征发那么多徭役，所以他一开始就该亡。

以后大汉的皇帝也要知道，只要徭役多就该亡，大汉的皇帝徭役多了也该亡，德就是从轻徭来的。

能让大汉自始得到‘元德’，哪怕限制一些皇权，陛下多半也会认了。”

诸葛瑾见二弟终于完全理解了自己的设计，也颇为欣慰。他还补充道：

“其实一开始，我也想过另一种可能性，陛下毕竟比你年长二十余岁，比我也年长十五岁以上。而且陛下连年征战，早年还有旧伤，将来百年之后，你我兄弟必然还能再辅政多年。

如果到那时候再推行这种国本层面的正统论改革，或许阻力会更小一些，但是，我不愿后世史书把你我兄弟描述成大权独揽的辅政权臣。

如果将来在辅佐少主时再推行这些东西，后世人会说‘我们没把握在中兴再造之主手中就争取到这些权利，只能相信后人的智慧’。

所幸陛下仁德，又信任我们，这些事情，就该在一开始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