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这一生，如履薄冰 第513章 有的放矢

刘荣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保证地方郡县官府，以及组成地方官府的官吏体系，能常态化维持较高的工作效率？

刘荣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当官吏体系出现问题时，作为掌权者的封建天子，首先应该搞清楚问题的由来，并对症下药，而不是不管问题从何而来，便急着解决问题。

病因不明，治疗便必然是治标不治本。

好比某的地方，突然刮起了一阵溺婴之风。

寻常人的第一反应，必然是立刻发布禁令，强硬的禁止这股歪风邪气！

但事实却是：风浪越大，鱼越贵。

单纯的法令禁止，只会提高某件事的施行难度和成本，却并不会从根源杜绝这种是发生。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先搞清楚这股歪风邪气，究竟源自何处。

哪有父母不爱子？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父母不惜强忍悲痛，不惜放弃怀胎九月所孕育的小生命，也要遵从、跟随这股歪风邪气？

是客观条件，使人们养不起孩子？

还是某些迷信观念，影响了人们的判断？

搞清楚这源头，然后再针对源头做出应对——个人养不起，就官府帮忙养，迷信观念导致，就引导正确观念。

解决了根源，那道关于‘禁止溺婴’的法令，或许也就无所谓颁行与否了。

反之——不管不顾，不管前因后果，只脑门一拍颁一条法令？

不过是让老百姓，从原先的光明正大，改为偷偷摸摸而已，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因法令而出现的偷偷摸摸，也必然会逐渐便会光明正大、肆无忌惮的模样。

——因为病根儿还在，问题的根源还没得到解决。

一条源头就脏了的水，无论你洒再多消毒剂、漂白剂进去，水都不可能清澈的起来。

只有针对疾病由来的定制治疗方才，才有可能将该疾病完全根治。

而今汉室，自长安朝堂中枢，到地方郡县、郡国，官吏体系的问题，可谓是多如牛毛。

其中最严重、最惹人瞩目的，首先是贪污**问题。

世人皆知，刘汉上百页，朝堂自上而下，宫闱由内而外，贪污**蔚然成风。

至于原因，世人只当是太宗孝文皇帝刘恒，在近臣张武受贿被举报时，非但没有惩罚张武，反而还赐下五百金，美其名曰：以愧其心。

于是，世人纷纷有样学样，肆无忌惮的大捞特捞，却根本不怕东窗事发。

——大不了，就让太宗皇帝，也给我五百金嘛~

——我保证，我会很‘愧疚’的~

然而，真实的情况，却绝非如此简单，也绝非如此戏剧性。

想想就知道：仅仅只是一个贪官没有被处罚——尤其还是天子潜邸从龙的绝对心腹！

别说是‘赠金以愧其心’了，便是外出吃野食时前后夹击，让目标人物首尾不能相顾，也不是多让人感到稀奇的事。

然后呢？

人家皇帝老子，和自己的从龙心腹交流感情，你还真敢把自己，也当成从龙心腹不成？

所以事实上，盛行于如今汉室的贿赂之风，其实和当年，太宗皇帝对张武‘赐金以愧其心’一事，根本没有多少关系。

或者说，定夺顶多，也只是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将本就存在的贿赂之风给放大了、从暗处搬到明面上了。

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就像学生抄作业，是因为凭自己写不完一样：如今汉室的贿赂之风，最早便源自于官员俸禄不够花，不贪污**，根本就养不活妻小。

当然，汉太祖高皇帝刘邦，不是后世朱明的朱扒皮。

最开始，刘邦为官员制定的俸禄，其实是很够花，甚至非常宽裕、优厚的。

且汉室至今为止，也都仍在施行当年，由高皇帝刘邦亲自定下的官员俸禄制度。

制度没变，原本俸禄够花，甚至还有的剩的官吏，为何会在短短几十年后，便沦落到‘不得不贪’，不贪就要活不下去的地步？

要想搞清楚这一点，就不得不先了解一下如今汉室，对官员发放俸禄时的形式。

太祖高皇帝制：官员俸禄，上自丞相万石，下至无秩小吏，皆钱粮、各半，以各为俸禄。

也就是说，无论是多大、多小的官，只要是官吏，那俸禄就应该分俸、禄二者，一半发粮食，另外一半发等价的钱。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

——高皇帝年间，关中粮价可是最高达到过八千钱一石！

即便这是峰值，正常时候的粮价，也普遍维持在每石千钱以上。

以此粮价为准，以丞相为例。

作为礼绝百僚，群臣避道的百官之首，丞相食禄万石，实际俸禄为四千石。

按照高皇帝刘邦‘钱、粮各半’的俸禄发放规定，丞相每年得到的俸禄，便该是二千石粮食，以及能从市面上，买回二千石粮食的钱。

用高皇帝年间的粮价算——如果以八千钱为准，这两千石粮食，便该折价1600万钱。

即：高皇帝年间，丞相每年的俸禄，为二千石粮食，外加1600万钱。

1600万钱，外加同样价值1600万钱的二千石粮食——丞相的年收入，已然是来到了3200万钱之巨。

更何况在汉家‘非侯勿相’的政治潜规则下，丞相又必然是彻侯。

既然是彻侯，那就不可能看得上丞相俸禄这仨瓜俩枣。

——满共才四千石的侍奉，比起萧相国、曹丞相动辄万户的食邑、每年十好几万石粮食的彻侯封国租税，那完全就是九牛一毛。

工资高达3200万钱，丞相却依然看不上；

彻侯封国另外有数万万，乃至十数万万钱每年的产出，丞相自然也就没有动力去贪了。

何必呢？

惹得一身骚，去贪那仨瓜俩枣的，还不如在封国多花点心思，多几户人家给自己缴纳租税，这仨瓜俩枣便怎都能赚得回来。

或许有人会说了：汉家‘非侯勿相’，丞相都是彻侯，压根儿不指着俸禄过日子，完全可以由彻侯封国的租税产出兜底。

那么好。

来看看同属朝中重臣，却未必会有彻侯之爵的九卿一级。

汉九卿中二千石，实际年俸2160石。

半钱半粮，便是1080粮食，外加864万钱（粮价石八千钱）。

即便是取高皇帝年间，长期稳定的粮价：千钱每石；

一位中二千石级别的当朝九卿，其年收入也高达108万钱，外加同等价值的粮食。

二百多万钱，也很可以了。

就连最底层的百石小吏，年俸禄总价值，也高达足足十万钱——年收入就是一个中产之家的全部家产。

如此丰厚的俸禄，自然没有多少官员愿意为了那仨瓜俩枣，就舍弃自己的名声，搞贪污**了。

可以说，高皇帝年间，汉家由上而下、由内而外，无论官府、官方，还是百姓民众，都穷。

唯独当官的，和封了国的彻侯不穷。

——朝中九卿好几百万、百石小吏也有十万钱的高工资，想穷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反观现在，天子刘荣在朝。

同样的‘丞相食禄万石，实俸四千石’，同样实际俸禄2160石的九卿中二千石们，其年收入，却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拿丞相来说：还是那两千石粮食，外加价值两千石粮食的钱。

可粮价，却已经从高皇帝年间的千钱，乃至八千钱每石，跳水跳到了今年开春，主爵都尉官粮司对外报价的：粟三十五钱一石，麦五十二钱一石。

官员俸禄，从来都是按照粟来计价的。

也就是说，现如今，汉家的丞相俸禄，已经来到了七万钱，外加价值七万钱的粮食——总共十四万钱的水平线。

十四万钱！

丞相！

中二千石的九卿，甚至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减半，每年只有七万多，不到八万钱！

百石级别，更是只有3500钱的年收入……

3500千，在如今汉室够干什么？

——最普通的粗抹布，价格都是11钱一尺！

封建过节，想给老婆孩子、老母亲扯两匹布，各置办一身新衣裳，没个几百上千钱，根本就下不来！

这还是最普通、最廉价的粗抹布！

好歹也是百石的官，而不是无秩的吏，总不能真让妻儿老小，穿粗麻以上吧？

但凡穿的稍微精细点，一年的收入便全砸进去了！

再比如，逢年过节，三不五时沾点荤腥。

去了市场一问：一只鸡百八十钱，还不能是下蛋母鸡，得是已经不下蛋的老母鸡。

一顿稍微像样点的肉食，一家人就得吃掉几百钱。

百石级别的官员，年收入才能让家人吃十几顿肉食！

甚至于，哪怕不算其他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只算口粮，顿顿吃粥！

一百石粮食，也不过是四名成年男子一年的口粮。

官员自己，外加妻子、儿女，但凡人数超过五、六人，一年的俸禄，便是连最基本的口粮都支撑不了！

如此低微的俸禄，如何不贪？

不贪就要饿死、穷死了，又怎能不贪？

就算是礼绝百僚的丞相，年收入也才不过十几万钱而已。

十万钱，又是个什么概念？

——用太宗孝文皇帝的说法，十万钱，便是一户中产之家的全部家产。

对农户百姓而言，十万钱，可以在长安附近买上三五亩田，为子孙置备下一份祖产；

亦或者，可以在关中偏远一些的地方购买十几二十亩田，让某一个儿子从此拥有立身之本。

但对丞相来说，十万钱真的多吗？

功侯二世祖们只想说：十万钱，不过十金而已，别说买匹良驹了，连个像样点的异族女奴都买不到！

过去这些年，‘当官的不指望俸禄过活’，也早已成为朝堂内外的共识。

——有彻侯封国的，就靠封国产出的租税。

哪怕只有千户食邑，租税收入每年也能有上万石粮食。

丞相实俸四千石，这一万石粮食的封国租税，便是丞相俸禄的二点五倍！

至于丞相，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是动辄三五千户的彻侯食邑，封国租税往往是俸禄的十倍不止；

作为丞相，又有谁会在乎那二千石粟米、十万枚铜钱？

明白此件种种，再来看如今汉室贪污、受贿蔚然成风，也就不难理解了。

——汉家的丞相，只有一个。

即便是在刘荣改革公卿官吏体制之后，汉家也仍旧只有丞相、大司马二人，食禄万石，实俸四千石。

那么，那些不是丞相、不是大司马的人怎么办？

尤其是那些占据绝大多数的‘百石小官’，每年拿着区区3500钱的俸禄，又该如何是好？

只能贪。

只能无所不用其极，上下其手，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毕竟你没法指望一名百石级别的官员，能拥有几百户彻侯食邑，来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封国租税。

毫不夸张的说：如今汉室所面临的状况，和千百年后，日月王朝洪武年间的情形，可谓是如出一辙。

——除非本身就家财万贯，否则，只要做了官，就必须贪！

——剥皮实草也得贪！

——不贪就活不下去！

类似的例子，在过去这些年，也是屡见不鲜。

先是太宗孝文皇帝年间的廷尉张释之，其早年，因为商籍出身而不得重用，在尚书台做了十几年郎官，负责整理文档，蹉跎时光。

在得到袁盎举荐，并为太宗皇帝重用之前，张释之更是已经萌生出了辞官返乡的想法。

至于原因，张释之给出的理由是：久宦减仲产。

——做官做久了，导致兄长的产业，都因为我在长安做官而缩水。

而当时，张释之是六百石级别的郎官。

按照当时的粮价，张释之一年的收入，也起码有个四万钱。

而张释之的兄长，却是身家数百上千万的大商人。

可就是这么一个大商人，因为支持弟弟张释之在长安做官，便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资产大幅缩水。

四万钱的年收入，非但没能让张释之积攒下余财，甚至还差点把哥哥的家产败了个精光。

如果不是得到袁盎举荐，并为太宗皇帝众人，最终官至廷尉、列汉九卿，只怕张释之的家族，还真就要‘一人做官，全家返贫’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