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这一生，如履薄冰 第408章 八方英才聚长安

公孙弘，是幸运的。

曾为太宗皇帝博士的履历，以及师门提供的人脉，让公孙弘此行长安，多了不止三两分底气。

但公孙弘这样的幸运儿，终归还是少数。

更多的，还是一没有政治履历，二在长安没有人脉——甚至到了长安都不知道住在哪里、吃在哪里的‘普罗大众’。

和真正的普罗大众，也就是占据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底层农户相比，他们或许还算幸运。

他们或许家底不算丰厚，但至少让他们或专心致志，或忙中偷闲，得到了知识的灌溉。

在家乡，他们或许是十里八想的俊后生，又或是文明郡县的‘青年俊杰’；

往大了说，郡县府衙的官老爷们敬他们，地方豪强富户舔他们，不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至少是不愁生计的一方人物。

往小了说，帮乡里乡亲写写信、读读信，又或是帮商贾算账，乃至于为贵族整理文档——总归是比在土里刨食的农人要体面不少。

但来了长安之后，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后世人常说，在一朝都城，随便砸一块搬砖下去，都能砸到三五个官儿；

一条街从这头走到那头，说不定能偶遇小半个朝堂！

虽然这是有些夸张的说法，但事实上，长安的人口密集度和人才质量，也确实远非地方郡县——尤其是关东郡国所能比。

好比在齐地，除了王宫里的宗亲诸侯，以及城内的几家大户，就基本没什么完全得罪不起的人。

在临淄城的路上被人撞了，你只需要上下打量一下，确定对方身上穿的不是什么特别华贵的服饰，且对方没有百十仆从跟随；

然后，你就可以和对方好生理论一番，来判定一下此次‘交通事件’，究竟是谁全责了。

但在长安，一切都好似天地翻转——完全倒了个个儿！

在长安街头，平均每五个行人当中，或许都未必能挑出三个普通人！

绝大多数情况下，长安街头平均每五个行人当中，会有一名职务或高或低的官员，一名身份或尊或卑的功侯贵戚/贵族仆从，以及一名家底殷实，人脉颇广的地头蛇。

即便是剩下两个‘普通人’，看上去一副老农打扮，可你但凡惹上他，你就能知道什么叫天子脚下、什么叫帝都皇城了。

什么开国元勋、英烈之后啊~

什么落魄贵族、衰败王门啊~

亦或如今是老农的身份，实则却掌握着不亚于官员、贵族的权利，人脉能直达庙堂的神秘老者——都有可能在长安街头出现。

所以，在帝都长安，你如果同人起了争执，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其实就是立马道歉。

因为你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究竟是某个cos老农的公子哥，还是心血来潮，走上街头体验生活的公卿子弟。

反之，你的底细，光从你那一口明显异类的他乡口音，就被对方给看的偷偷地了……

所以，当时间逐渐来到秋八月，刘荣意料之中的‘长安治安状况面临挑战’的情况，竟出人意料的没有发生。

前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关中地区的考生，便基本已经悉数抵达长安。

即便是关东，路途稍微近一点的——如梁地、淮泗地区，以及汉中、巴蜀，乃至北地、陇右的考生，也都先后抵达长安。

然后，他们极其本分的，找到了自己该落脚的地方。

——有亲人的寻亲人收留，有故交的找故交拜访；

实在是头一回来长安，也根本没什么人脉的，也都按照各自的经济状况，规规矩矩找了临时落脚点。

手头殷实点的，就在长安租，乃至直接买下一栋民居；

差一点的，要么几人合伙租下一栋小院，又或是直接找到客栈，低价要一个只可容纳一人的大通铺床位。

倒是长安城的街头，在秋收都还没到来的眼下，就先一步热闹了起来。

有钱的公子哥们走上街头，这儿逛逛、那儿看看，累了就在酒肆与友人喝几杯；

囊中羞涩的穷酸们，也没有把自己锁在房间看书——有经济压力的就去找个活计，或帮人抄书、算账，或帮人搬运货物；

即便是没有经济压力的，也同样本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原则，到处结交志同道合的同龄人，以求能互相学习、精进学术。

当然，也免不得有些心术不正的人，在科考还有十数日的当下，就将一篇篇辞藻堆彻，却又言之无物的所谓‘文章’，塞进朝中重臣、公卿贵戚的门。

期望得到举荐，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更多的，是希望自己能得到某位大人物赏识，从而帮助自己在科考走得更远也好，亦或是在科考之后，留自己在长安做点什么也罢。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今天，以及未来而奔波。

而在这前所未有的年轻知识分子大聚集、百家思想大碰撞当中，自然就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火花……

“某家，郑当时！”

长安北城，东市外的一件酒肆，青年文士齐聚。

虽非某人作主邀宴，但文士们却还是自发的聚在了一起，算是彼此打个照面、混个眼熟。

见大家伙儿都扭扭捏捏，只同身旁人交谈，却根本不理会他人，郑当时当即站起了身，简单做了番自我介绍。

“家祖郑君郑老大人，曾为楚将！”

“后项王败亡，家祖降汉，因不从太祖高皇帝‘直呼项王名讳’之令，而贬斥还乡。”

如是丢下两句话，郑当时便转动着魁梧伟岸的身躯，对酒肆内的众文士环一拱手，旋即便自顾自坐下身来。

待郑当时佯装镇定的抓起酒酬，小口抿起浊酒，酒肆内，才开始想起一阵此起彼伏的惊叹声。

“嘶~”

“郑当时……”

“梁楚豪侠郑当时！”

…

“想当年，吴楚七国之乱，张氏兄弟——楚相张尚死战，梁将张羽死战！”

“而梁中尉张羽，就曾受过郑当时恩惠，从其言而解其危！”

接连响起的两声惊呼，让众人纷纷挺直腰杆，目光也齐齐落在郑当时那看似淡定，实则早已暗暗得意的臭屁面容。

——如果仅仅是一个‘梁楚豪侠’的身份，以及一个‘先祖曾为楚将’的家族过往，那在场众人，大概率依旧不会认识郑当时是谁。

即便是认识，也只会为之不齿、不屑与之为伍；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向郑当时投去崇拜、嫉妒，却又略带些疑惑地目光。

在场众人，不说是人均家世显赫，却也至少是人均略有贤名。

至少都是有点学识、本事在身上，且以‘仕汉’为目标多年的精英知识分子。

对于这些人而言，郑当时这个人名最耀眼的身份，是当今刘荣曾经的太子舍人！

没错；

先祖曾追随项羽，且在汉家建立后，不愿直呼项羽名讳为‘项籍’，自身又是上不得台面的‘游侠’出身的郑当时，曾在先帝年间，被任命为当时的监国太子刘荣的太子舍人。

所谓太子舍人，便是太子宫属官、储君班底中，最常见的一个职务。

除了太子詹事（家令）、中车属令（下一代宦者令）、中盾卫（亲卫统领）外，绝大多数太子班底，最初都是太子舍人的职务。

照理来说，曾经的监国太子，当下已经贵为天子，郑当时这个曾经的太子舍人，也应该像无数的前辈——如先帝的太子舍人张欧、周仁等，成为当今刘荣信重的肱骨心腹。

而现在，郑当时却出现在了这里；

出现在了这处除小厮外，几乎尽由科考士子塞满的酒肆当中。

这意味着曾经的梁楚豪侠、当今刘荣太子时期的班底羽翼，也同样打算参加今年的科举。

没人知道这是为何。

没人知道郑当时，这是脑子瓦特了，还是在当今刘荣那里失了恩宠，亦或是在太子宫残酷的竞争当中被淘汰。

但大家能立刻确定的是：本次科考，有一个曾在当今刘荣身边伺候，对当今刘荣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且曾经正儿八经在长安做过官的人！

且不论这个人现在混得怎么样、怎么就沦落到要科考的境地——单就是这个人的来历，就足以让众人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郑当时……”

“郑当时………”

人群中，立时便有几人不着痕迹的低下头，在心中牢牢记住了这个人名。

——梁楚豪侠、故太子舍人郑当时！

本次科考的第一大热门，或者说是焦点人物，也随之浮出水面。

“鄙人，主父偃（yǎn），齐郡临淄人氏……”

郑当时之后，又站起来一名身材消瘦，眉宇略带阴戾的男子；

只是考虑再三之后，主父偃终还是按捺下介绍师承、学说的想法。

——长短纵横术！

这个学说在这个时代有多异类、有多不受待见，主父偃从小到大，已经体会了无数次。

简单的姓名、籍贯，再加上主父偃本身就没什么知名度，以及像样的履历，大家伙便也没太关注主父偃；

只礼貌性的露出一个微笑，旋即便将目光投向了第三人。

“鄙人，倪（ní）宽，籍齐地千乘郡。”

“少治五经，后受欧阳生——欧阳和伯授《尚书》。”

这第三人的自我介绍，倒是比先前的主父偃，引得了更多的关注。

一来，倪宽这番自我介绍，算是委婉的透露了自己的学派——儒家。

二来，倪宽治的又是儒家诸学中，相对比较罕见，且含金量又较高的《尚书》。

——想当年，晁错得以一飞冲天，于太宗皇帝年间，跻身先孝景皇帝的太子宫，便是凭着《尚书》博士的身份。

可以说，在儒家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当中，《乐经》已经失传的当下，余下五者，含金量最低的就是《诗》。

不是《诗》不值得学，又或是‘言之无物’，没有学习价值；

而是如今天下治《诗》的人太多，乃至于都按照地域，分出齐诗、楚诗等不同流派了。

这就导致天下，无论是儒家士子还是黄老、法、墨，亦或是儒家内部其他流派——几乎人人都治《诗》。

这就好比后世，大学生的专业千千万，但思政和马列，都是默认都要学的必修科目。

《诗》，就是这个时代所有文人士子的思政必修课。

含金量比《诗》稍微高一点的，是至今都还被鲁儒垄断的《礼》。

《礼》的地位低，除了其内容高高在上、不够务实，以及鲁儒这个群体的减分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礼》在这个时代的全称，并非后世人更耳熟的《礼记》，而是——《周礼》。

周的礼法。

如今都是汉室了，周的礼法又怎么可能得到重视？

尤其如今汉室，更是早自太祖高皇帝之时，就被天下人公认——乃至太祖刘邦本人都承认的‘礼崩乐坏’的时代。

既然都礼崩乐坏了，那周礼，自然是有用的时候翻出来看看，没用的时候就丢在一边了。

再考虑到《礼》的正统，或者说是解释权，至今都还被令人恶心的鲁儒一脉所垄断，就更导致了《礼》学的落寞。

《诗》最烂大街，《礼》最不受待见，再往上，则是《易》。

准确的说，是《周易》。

虽然和《周礼》一样，都占了个‘周’字，但《易》的学术地位，实际上是儒家六经当中最高的！

至于综合含金量排序，《易》之所以排在《尚书》和《春秋》之后，也绝非《易》比不上后者；

而是相较于《尚书》《春秋》，《易》实在是太过于晦涩难懂，愿意学的人太少，能教明白的人更少。

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儒家出身的士子，无论是在儒家内部的鄙视链，还是外部的‘食物链当中’，都是以治《尚书》和《春秋》者，作为最具含金量的头部。

至于《易》？

但凡能说出个一二三四，直接就是当世大家！

只可惜这样的人，自有汉以来，都不超过五指之数，且从不曾有两个人同时处于学术鼎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