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红小鬼 六二九章 都想训政

第629章军队的中立

甘乃光接到强邻的电报，正在跟周西成探讨经济的恢复问题。qiuyelou 平板电子书

周西成说：“自明啊，我们是差不多的一代人，都是跟着老辈闹革命，你的父亲还为自由的民国牺牲了。现在我也是岭南政治分会的所辖，所以你要尽心帮助我啊。我是明白人，这贵州最终不是我的。是大家的。”

甘乃光说：“周省长，我会尽力的。问题是怎么提升农业的效率。你总是种大烟，怎么规划粮食问题呢？”

周西成说：“大烟的种植是我们军部负责的，与地方没有关系。我们准备给你们知道，给政府委员们知道，便于你们审核大烟收入的去向。所以你可以知道大烟的种植面积。”

甘乃光说：“剩下的种粮食的土地，一个是水，一个是化肥。但是水利这个资金没有啊。”

周西成说：“那就义务修水渠。”

甘乃光是经济专家，说道：“这就不合规律了。我们加强农业，就是要农民有钱，他们就会买东西，工业才能发展。所以我们修水渠一定要给钱的。”

周西成说：“是这么个理。但是哪里有修水渠的钱呢？”

甘乃光说：“大烟的钱！你不能增加种植面积，但是可以提升质量，可以节省军费。”

周西成说：“质量？但烟土那还是云南的好，因为他们的红土地好。我们黔烟土，质量总是不如云烟土。”

甘乃光说：“我们自己加工成成品呢？”

周西成说：“那感情好了。但是要设备的。”

甘乃光说：“那就这么干！我们买设备还是买得起的。但是也要有个数量，并报给中央。以便人家审核。”

周西成说：“可以。中央明白事情，也要给我们钱，而不是找我们要钱。”

甘乃光说：“你周世杰堂堂正正做事，中央又能说什么呢？”

两个人惺惺相惜，都是不满中央，但是也不想脱离中央。大家就是在找一个平衡。

周世杰走后，甘乃光开始研究强邻的电报。解决红军总参议的问题？总参议那不是红军的正当职位，只是为了保护红党的地方干部，所谓政委的。

这些人都是左派，但是跟自己这个理性左派是两个意思。自己是社会福利派，就是维持法统的前提下，提升工农福利。但他们呢，可以看成是义和团和太平天国的天下大同派，杀光反动派。

这些政委们学习能力是比较差，因为唯物的问题，造成了脑子呆板。他们总想在现实世界找规律，作为信仰，这就是狗咬自己的尾巴，转着圈也够不着。所以他们是谋略的，善变的，还振振有词地说成了辩证法！有这种无穷循环的辩证法，那就没有真理了。

问题是他们把这种无穷变化，神出鬼没的谋略政策就当成是真理，搞所谓的统战。就是说好听的，联合一切力量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联合完了呢？估计还是杀了你。走上这个思路，转起圈来，什么也学不进去了。

甘乃光理论上受聘贵州当局，不想管红军的事情了。但是方面军总部还没有人主持这么高深哲学的人才，还是需要他帮助掌握红军的学习。

甘乃光自己亲自起草了课程提纲：

“人是怎么考虑事情的。从笛卡尔‘我思’的分析开始，每个人说说自己是怎么想事的。尤其是唯物者，怎么接受唯物是真理的，心路过程是什么？”

“你怎么认为，别人是如何考虑事情的。他们的‘我思’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我思’，你怎么办？他们也是靠自觉的谋生，自我的家族知识，你怎么改变他们？”

“基督热潮在生活富裕以后就会退化；共产精神在富裕以后也要退化。这两种精神都是救命的，不适合个人发展的。当然马克思本意是人的最大发展，但是形成了悖论，逻辑和实际都不通顺。”

“基督教精神、佛教精神都是真理，都是舍身成仁。但是容易形成迷信。佛教本来是无形像的，现在到处是偶像崇拜，这就是宗教的悖论。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也是悖论，带来了更大的杀戮。怎么弥补这些不足？要靠理性教育。”

“所谓理性教育，就是自我的选择。他们知道‘我思’的基本过程，知道任何理论都有悖论。只要不妨碍社会，他们是充分自由的。宗教与否，并不是重要的。但是宗教知识要肯定，也就是说，人的生死观，痛苦与快乐，基本人生的美学。”

“现实世界理论的评判：孔子的政治教育，人生教育，以及抛开生死观，回到祖宗崇拜带来的问题。各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批判。”

但是谁来讲课呢？

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加上必要的实践课程，最少是一年的课程。

甘乃光在贵州、广西、云南的专家圈子里面找，最后还是云南的私立东陆大学的比较合适。

首先是私立的，没有什么政治立场，校长董泽是一个革命自由派。在美国留学也不忘记革命，几次革命都回来亲临沙场，然后再回去上学。

这样的人，是可以被这些政委们接受的。

你不能把政委们送到圣约翰大学去，那样他们认为是送感化院。

还有就是甘乃光在哥伦比亚的学长在掌握该校的主要部门，如代理校长华秀升，是清华学校放洋生，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硕士；教务长何瑶，同济大学留美的，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硕士。

为什么不是博士？没有必要。

博士的学问主要是依据道理做研究。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研究，是按照一般做人规则做事！

云大的教授呢？那就都是留美的的博士了。

他们术业有专攻，这是蔡锷辛亥革命当总督时期的布局。蔡锷时期的督军府派出多批留学生，每批几十个不定。这些人回来后成了唐继尧治理云南的帮手。比如校长董泽董雨苍，还有财务长周恕博士，工科学长杨克嵘都是都督府派出的一、二期留学生。

甘乃光思考以后，叹到：这个云南，和广西、广州一样，也是西南藩，洋务先锋，维新变法的前沿，但也是后期军阀的来源地。与日本的变法维新差不多，现今日本政阀都是来自西南藩的军阀。

大概是西南都是海外联络比内地更方便吧！云南火车通国外，法属越南海防出海口。但几年后也难以与重庆接上，接上也没有用。因为重庆自己也没有铁路链接内地呢！

再有这所学校是一个奇葩！是唐继尧唐蓂赓思想的结晶。（蓂：音，冥，名。尧舜时的香草。）比如他在民十二曹锟宪法颁布的同一年，即1923年，东陆大学校本部的会泽院奠基仪式的讲话，最能反映其思想的本质：唐继尧讲话中强调了创办大学的原因有四。

“（一）国家不幸，大乱迭兴，靖护诸役，数次起兵，以‘正义’、‘人道’相号召，即欲以此纠正人心，治国平乱，不料结果均无甚美满。

（甘乃光认为这一段，唐大帅觉得困惑的地方：美好的理想，但“结果均无甚美满”。大概是很早就意识到军阀训政的悖论了。）接着他说：

“于是憬然于国家之败坏，由于无多数优秀人才奋斗其间，致正义无由伸张，民治无由发达。迨民国八年，军事收束后，乃觉悟培养人才之不可缓。”

（这一段的结论：还是好人太少的原因。教育要“刻不容缓”。教育是慢功夫，但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唐大帅解释了：

（二）欧战以后，思潮勃兴，至理名言，阐发无遗。但各处环境不同，主张亦因之有异，适此者，未必尽适于彼。研究所得虽多，但取材能力殊弱，削足适履，致旧文化无由发扬。拟以固有文化精神，吸收新文化，成一折衷适于国情者，非谋建设一最高学府以研究之不可。

（一战以后，各国革命频发，沙俄皇室被屠杀，德国皇室被驱逐。世界各国陷入动荡，中国往何处去？学说都说的尽善尽美，但反而让传统的人们憋住了，旧文化无由发扬。）唐大帅继续解释办学的原因：

“（三）废督后实行民本政治，如实业、教育、交通及一切廉政，在须用专门人才，方克有济。此项专门人才，更非由大学以造就不可。”

（这是民本政治之后，要发展科学。）唐大帅又转入民本：

“（四）本省无相当之学校以升学，如中学毕业后，多数辍学，欲向省外国外谋升学，又苦于交通、经济之种种障碍。今设此大学，向上颇便，人才易出。基于以上四种理由，故积极筹备焉。”

（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因为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学习。还是为了升官发财么？只是一种安慰民心和学生的‘向上’之心。估计还是将就‘现有的民本’，就是旧文化，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书中自由黄金屋。）最后他转入关键的办学思想：

“……今后教育，希望诸君以德育为主。今之世乱极矣，揆其原因，实由旧道德**，新道德又不能范围人心。欲图挽救，专赖此一般青年，故校章第一条曰：‘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望诸君勉力实行之。”

东陆大的校训就是“致良知”，讲究道德！

这是唐继尧自己研究《传习录》的王阳明学说，提取阳明学的精髓。

他们还请了袁嘉谷这个云南历史上唯一中元的大清朝状元，据说讲课时候学生盈门，但是他自己的薪水却分文不取。

这些做法就是自由传道，都是学校的优秀的品质啊！

甘乃光把自己的想法电报给张之江。实际上张把握着红军的组织体系，军事指挥才是朱玉阶和陈圣涯的事情。

甘乃光同时抄送给了强邻，这个失去记忆的少年似乎又开始插手红军的事情。他草创了红军，又一直是红军的经济和装备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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