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由于个人性格,个人天赋和个人努力的完全不同,社会再次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分层。
第一层就是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人。他们要么在象牙塔,要么在深墙大院,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到。媒体人也算,他们只在电视里和报纸上。他们迎来了春天,很忙。
一出现在人群之中,举手投足,就像鹤立鸡群,掩藏不住。他们的收入未必有多高,但是福利好,知识多,气质好,“腹有诗书气自华”。
他们也基本上都是自我约束的道德楷模,向上生长。他们连瞟都不会去瞟一眼那些地摊货,地摊书和歪录像。他们的头脑,他们的精神世界,被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填得满满的。
以前读古代经典,现在学贯中西,他们享受到了改革的最大的精神成果。路过那些地方,他们绝对不会停留半秒,更不会去好奇,想去知道。出格的比例极少极少,都成了新闻。
新闻,本来就是极小极小概率的事件。
第二层就是商人阶层。他们嗅觉灵敏,勤奋努力,抓住机遇,享受到了改革的最大的物质成果,财富暴增。而他们文化水平却非常有限,除了法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他们。
他们的物质享受最好的,他们的精神享受最差的。正如冼锐所说:“现在的社会就这样,有钱就进卡拉OK,就去酒吧。你在一串红干了那么久,你又不是没有看到。”陷入其中而不自知。
很多人甚至还洋洋得意,觉得自己终于扬眉吐气,终于跑羸了全国。终于摆脱了贫困,终于可以高人一等。
第三层是工人阶层。他们已经在城市里生活多年,基本上分得清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只要钱足够,物质要好的,精神也要好的。他们会买国产名牌,也想买外国名牌,会买新华书店的正版书。
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不少,但是工资所能够购买的物质却不够多,书也读不太懂。为什么不像商人一样用好一点,像知识分子一样读好一点,说不定哪一天子孙后代就成了呢?
但是如果名牌出现了歪货,书店打起了擦边球,他们就未必分得清楚了。
有单位约束,有亲朋好友的约束,自身性格也保守。他们也没有那个胆,去做出什么出格的行动。
一般的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层。
第四层是农民阶层。老一辈人在故乡劳动,新一代进城打工。在物质上他们节衣缩食,在精神上他们只舍得看三元五元的通宵录相和便宜的地摊书,只求能够存钱回老家。
他们以为他们进入了城市,城市就是那样花里胡哨的,如果不看,简直是太土了。先进城的老乡,都是这样说的,也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并不知道,那可不是城市,而仅仅只是城市的边缘。
再说,他们的父母生于五十年代,认识几个字,但是也就只认识那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赶集算账记帐。
他们自己,很多也都只是乡镇中学的初中毕业,实在是欣赏不来那些高大上的东西。还是地摊文学最懂他们,用最简单的文字,描写了他们最原始的冲动。
它就是人还没有和动物严格区别开来的两大本能:黄色与暴力。他们被城市里的人嘲笑,只有它,没有嘲笑他。只有它,能够容纳他。
第五层是社会闲杂人员。他们的父母就混得不够好,在城市里打零工。
到了他们这一代,宁愿被爹妈打断腿,也不愿意再去吃苦耐劳打零工。他们连初中都是混的,如果能读高中,工作就要好很多。
同样,也只有录像厅歌舞厅能够容下他们,并且花钱很少。钱虽然没有,但是他们有的是大把的时间耗在那里,寄生在那里。
那里比家里的打骂更温暖,比家里的狭窄更宽敞,比家里的冷清更热闹好玩。他们在那里呆的时间很长很长,吃在那里,睡在那里,只有需要洗澡换衣服了才回去。
遇到机灵的,老板会包吃住,给点零花钱,以极低的成本让他们去跑跑腿。
他们以为的神仙日子,实际上却是燃烧自己的青春。它就是年轻人的光阴和年轻人的体力,眀明比金子宝贵,却被如此贬值。一生只有一次。
这几种阶层,虽然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却在九十年代的巨变之中,肉眼可见地相差越来越大,愈走愈远。工业化使人们能够上天入地,因此,有的人在天上摘星星,而有的人在地下采煤。
第四第五层还能够理解,他们还有一点点是被迫堕落。最不可理喻的是商人,明明占据着大量的社会财富,却自甘堕落。
“凡事有果必有因”,恐怕是因为他们也和她一样,文化水平还不够高,以为世界是混沌的,分不太清楚。他们以为,这些都是城市,这些就是城市的一部分。却并不知道,城市是有分界线的。这些就只是,城市的边缘。
另外,这也是自古以来,以皇帝为首的官场商场,但凡有几个钱的男人的,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
因为他,一旦养成这样的堕落,一旦养成这样的麻醉,就等同于被掏空了意志与身体,就更容易被皇权与威权所控制。女性也更容易被男性所控制。
难道,每次都赏功臣一片土,一匹山,以助长他的野心吗?不如赏两个美女,两杯美酒,来得容易。
即便是皇帝自己,头脑清醒的,也屈指可数。
在男权社会里,不但男性把女性当物品,甚至是女性自己,为了生存,也把自己当物品。这是千年的陋习,这是千年的老污垢,要铲除,不容易。
他们看不到遥远的精英,他们不可能把他们当做旗帜。甚至是正规的工人阶层,他们都不太接触得到。他们更多地与同行和农民打工者,还有社会闲杂人员打交道。有些事情,他们也喜欢花个三瓜两枣,找社会人员去跑跑腿。
为了降低成本,他们的订单都交给与他们同样精打细算的民企私企。那里的农民工,眼睛里只有吃饭,哪里有心情问茶问山洞?
因此,当她对他说:“没想到我这么浅啊,连听人说话也听不懂了。”的时候,冼锐对她说的是“不是你太浅了,而是你太深沉了。”她还以为他被她所气昏了头,自相矛盾,逻辑混乱。
原来,外面的世界,确实是如此。
周胖子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他嘲笑她说自己打工是为了体验生活。他可不是故意的,农民工挣的是血汗钱,老板挣的是劳累钱。他那是真的明白不了她。
在冼锐眼里,因为财大气粗,把来西昌一次叫做“专程”。而在她和她同学眼里,却是:“专程?又不是国王的出行。又不是国王专程去了某地,又见了某人。”
他们的父母是国企职工,是在七十年代大规模的工业化之前,就最早被国家精心挑选上的那一批人。是他们同龄人之中的佼佼者,有不错的工资,有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福利。
他们以为他们这一辈子,从二十岁到六十岁,身价也是上百万的。任何时候都是物以稀为贵,二十多年以前珍贵的,现在已经不再珍贵。只是时代捉弄人。
并且,实体经济虽然发展起来了,第一第二产业,工业和农业虽然发展起来了,物质文明建设虽然发展起来了。但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和文化业,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却总是要迟来一步,却还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社会却还没有发展到,有很多很多的健康的消费的时候。整个社会,都还在现代化的草创阶段。
他们的钱包鼓了,他们的钱包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却无处可去。更何况,既然挣的是劳累钱,那就更有要去享受的冲动。更何况,既然是一夜暴富,那就也可能一夜返贫。
难怪,他理解不了她,她也理解不了他。
他的大学学历,在他的生意和生活之中,也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顶多就仅仅只是一个名头,让人仰慕仰慕。而已!
那个年代的老板,除了做外贸需要说外语以外,哪里用得上学历?只有要到了以后,他自己的事业,而不仅仅只是生意。发展壮大了,社会也要升级了,方才用上了。
只有知识分子是绝对自律的。工人阶层基本自律,以及被组织和亲朋好友他律。
农民阶层,老一代很传统。新一代,说不准。其他两个阶层,商人和社会闲杂人员,一律在摇摆。都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在繁荣昌盛的时代,怎样去平静地,平和地生活。
而冼锐每天目之所及的,每天打交道的,却是他们。
怨不得他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