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李世民，请陛下称太子 第379章：分权

皇城官署。

说是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审查褚遂良十日，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苏亶既然敢把这件事拿到朝会上去说，自然是人证物证齐全。

这边只需要简单一查，事情就能水落石出。

褚遂良确实是压价强买别人的豪宅。

那李世民为什么还要给十天的时间呢。

所谓律法，是上面人对下面人的约束。

如果是在后世，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自然是没有多大的作用。

但这是王朝时代。

律法再大，那也是皇帝手中的工具。

即便是犯了再打的错误，譬如李承乾都起兵造反，甚至都起兵打潼关了，只要李世民不计较，那就等于没事。

从某些方面来说，李世民对于褚遂良，也是有感情的。

这里面还涉及到褚遂良的父亲。

隋末乱世中，褚遂良随父褚亮归附李唐，初以文职身份在秦王幕府中崭露头角。

彼时的李世民正值南征北战、网罗人才的关键时期，对这位博涉文史，工于隶楷的青年才俊早已留意。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伊始便提拔褚遂良为起居郎，赋予其“掌录天子起居法度“的重任。

这一任命看似寻常，实则蕴含着帝王对臣子的特殊信任，起居郎需如实记录君主言行，稍有不慎便可能触怒天威。

但李世民却对褚遂良坦言：“卿若不记，天下人亦记之“，这种对直言敢谏者的包容，成为两人情感奠基的第一块基石。

站在李承乾的角度上去看，褚遂良一直支持魏王夺嫡，自然是反派。

但这是立场跟站位的事情，本身褚遂良是有能力的。

他曾上疏劝谏李世民‘节畋猎、轻徭赋’，直言‘人力有尽，地力有穷，陛下虽欲崇饰宫宇，犹宜量事而为之。’

这种不避锋芒的谏言风格，非但未触怒李世民，反而让李世民发出褚遂良鲠直，有大臣之风的赞叹。

君臣之间的默契，至此已超越了简单的雇佣关系，升华为对治国理念的共识。

除了政治上的合作，李世民与褚遂良在艺术领域的共鸣，进一步拉近了两人的情感距离。

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痴迷众所周知，而褚遂良作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其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楷书风格恰与李世民的审美取向不谋而合。

贞观年间，褚遂良奉命鉴定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真伪，备论所出，一无舛误，令李世民赞叹不已。

君臣二人常于政务之余探讨笔法，甚至出现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褚遂良备论真伪的佳话。

历史上，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临终前将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召至病床前，留下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的遗命。

能被李世民临终托孤，足以看出褚遂良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

之所以没有房玄龄跟魏征，是因为两人比李世民更早去世了。

有道是人无完人，褚遂良强买粟特商人的豪宅，从某些角度去看，也就是权力一次小小的任性。

这样的事情，放在王朝时代，其实也不算多大。

这个时代，可还有刑不上士大夫的讲究。

如果不是苏亶出面弹劾，那粟特商人的事情，怎么值得放到朝会上来说。

而苏亶背后代表的，是太子，这个中意义又有不同。

褚遂良这件事，就成为了太子跟魏王之间的一次政治博弈。

往深了说，可以牵扯到太子跟陛下之间的争斗。

褚遂良下去了，意味着李世民这边，也少了个大臣。

官署内。

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三人正在商讨。

事实摆在眼前，调查没有什么可调查的，就看这罪要怎么定了。

“诸位。”魏征率先开口：“褚遂良强买史诃耽价值三百匹绢的宅邸，人证地契俱在，按《唐律疏议杂律》‘买人田宅不送钱’条，当笞五十；若计赃论，三百匹绢已属‘坐赃’，按《职制律》当处徒二年。某以为，此案当依律处置，不可姑息。”

魏征跟褚遂良一直不怎么对付，曾经还算是朋友，后面因为政治立场这块自然就成了敌人。

魏征认为，太子顺位，才是国之正道。

然褚遂良原本中立，后经过五姓七望拉拢，成了铁杆魏王党人，这让魏征觉得，褚遂良已经是对自身的背叛。

毕竟现在五姓七望都没那么支持魏王，你褚遂良反而蹦跶得这么欢。

长孙无忌闻言，轻轻哼了一声：““魏公果然锱铢必较。史诃耽虽是勋位胡商，可长安城内官员与商贾‘议价购产’之事多矣，何以独独揪住褚遂良？”

拉褚遂良一把，并不意味着长孙无忌是要站位魏王。

而是根据陛下这边的意思，轻拿轻放。

从陛下定十日结案，这暗示就很明显了。

之所以陛下不亲自出面，而是让三人出面，只是为了跟太子的矛盾不继续加深。

不过魏征可不管这么多：“律法面前岂论议价？”

“卷宗记载，史诃耽曾三拒褚遂良求购，最终被迫签署契约。此等强买强卖之举，与市井无赖何异？当年陛下处置陇右道大使皇甫德参‘低价买民麦’，亦是按律笞四十，何曾因官职姑息？”

长孙无忌脸色微沉，正要反驳，房玄龄却轻咳一声：“二位先莫动气。此案关键在于‘是否构成胁迫’。卷宗中仅提及史诃耽‘被迫签约’，却无证人目睹胁迫场景，亦无书信、口供等直接证据。律法讲究‘据状断之’，若无铁证，量刑需谨慎。”

魏征敢去怼陛下，强行站位太子，房玄龄自然不会这样做。

还是要找些借口，把这件事轻拿轻放。

“房相为何总要往轻处想？”

魏征猛地拍案而起：“史诃耽先前不敢告状，此等行为本身便是畏惧权势的明证！若苛责无直接证据，岂不是让受害者申冤无门？”

长孙无忌摇头：“魏公此言差矣，律法重实证，非重推断。若仅凭‘不敢告状’便定罪，恐开‘莫须有’之先河。”

魏征吹胡子瞪眼，就要大肆辩论一番。

房玄龄见气氛剑拔弩张，连忙打圆场：“陛下曾言‘法者，天下之公器’，若褚遂良真有罪，陛下断不会回护。但此案需顾全两点：一则，依律量刑需精准；二则，需给陛下留体面。”

听到陛下体面这个词，魏征气势一滞。

他可以就律法说事，但不能枉顾陛下这边，皱眉道：“如何留体面？”

房玄龄拿起卷宗，略微思索道：“依某之见，可按‘坐赃’论处，计三百匹绢，合徒二年。但念其无欺压百姓、贪墨官银等恶行，且累年修史有劳，可奏请陛下‘以铜赎罪’，罚铜六十斤，革职留任。如此，既符律法，又存余地。”

魏征闻言，自然不肯：“革职留任？”

“五品官革职便无官可留，此说不通！依律，坐赃徒二年，当罢官为民，何来‘留任’？房相莫不是想自创律法？”

长孙无忌趁机道：“魏公何必如此固执？褚遂良虽有错，却非贪腐巨恶。太子监国以来连番弹劾，已让朝堂人人自危。若再严惩言官，恐堵塞言路，让陛下失去耳目。”

魏征怒视长孙无忌：““他强买民宅是言官职责吗？分明是私德有亏！长孙公屡屡为其开脱，莫非认为言官无过？”

长孙无忌微微摇头：“我并非为他开脱，只是提醒魏公，莫要让律法成为党争工具！你身为太子少师，处处为太子张目，难道就没有私心？”

政事堂内气氛骤凝，房玄龄打着圆场：“依某之见，可折中处置：褚遂良虽无直接胁迫证据，但身为言官，与商贾过从甚密，有失体统。按《职制律》‘官人无故出入市肆’条，当罚俸一年，降为六品治书侍御史，仍留御史台效力。如此，既警其德行，又存其才用。”

魏征皱眉：“降职留任？坐赃之罪，按律当罢官，如何能‘罚俸降职’？房相此举，怕是要坏了律法根基。”

长孙无忌劝说道：“魏公未免太过死板。褚遂良若罢官，谁来修《贞观实录》？陛下前日还说‘史笔需仗忠臣’，难道要让他亲自执刀？”

魏征寸步不让：“修史事大，律法事更大！”

“若因需用其才便网开一面，他日若有能臣谋反，是否也要留其性命以效犬马？”

房玄龄想了想，又道：“既然双方各执一词，不如按‘公罪’论处。褚遂良‘因公议价失当’，降职一级，罚俸半年，仍任言官。如此，既符合‘刑不上大夫’的惯例，又能让陛下看到我等‘惜才’之心。”

魏征盯着房玄龄，忽然意识到这是在皇权阴影下的无奈妥协。

若坚持罢官，恐遭李世民苛待功臣的指责。

若同意降职，至少能让律法的威严稍有彰显。

魏征并非不懂陛下的暗示，只是不想就这么妥协。

但长孙无忌跟房玄龄这边，自然不会魏征的做法。

“也罢。”魏征终于松口。“但需在奏疏中写明‘永不许其参与田宅交易’，以儆效尤。”

长孙无忌嘴角微动，似笑非笑：“魏公这是要断了褚遂良的置产之路？也罢，我同意。”

房玄龄拿起笔，在奏疏中写下“降为六品治书侍御史，罚俸半年，禁入市肆议价”。

对于褚遂良的处置方案，不过次日，就到了太极宫。

李世民看完后，也就直接拍板定下。

魏王李泰自然是极其高兴。

他这边还没出手呢，父皇就把事情搞定了。

看似降职，实则对于褚遂良来说无伤大雅。

至于禁入市肆，这都是小事。

只要褚遂良还在朝堂上能说话，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消息传到大明宫，自然引发诸多不满。

“就这么算了？”

杜荷率先开口，酒盏重重磕在案几上。

“褚遂良强买民宅证据确凿，竟只降为六品？这分明是陛下在保他！”

先前众人还在为拿下褚遂良而高兴，没想到就这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赵节不满道：“太子殿下，此例若开，今后我等整肃吏治，怕是再难服众！那些被下狱的官员，哪个不是证据确凿？如今连褚遂良都能从轻发落，他们的党羽岂不是要翻天？”

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很多，毕竟先前大理寺已经拿下了两百余官员，现在褚遂的事情这么一搞，让其他怎么看。

而且这里头，还有一层隐意，对于其他的官员，或许亦是有减轻出发，乃至赦免。

李元昌冷笑：“陛下此举，分明是在敲打我等。前番清洗两百官员，陛下虽未明言，却早已心存芥蒂。如今借褚遂良案，便是要告诫我等。”

原本应该生气的李承乾，此刻却显得有些平静。

从李世民定下十日结案之时，他就已经猜到了是要保褚遂良。

莫说褚遂良只是犯了小错，便是真有大错，李世民作为皇帝要保，也不过是一句赦免即可。

这就是作为帝王的权势。

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让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审理，不过是给个台阶下。

这件事也让李承乾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如果只是通过政治博弈，很难对李世民的班底造成大的威胁。

毕竟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控在李世民的手里。

然而，眼下最有意思的是。

即便是李承乾这边把长安城内两百余官员都给下狱了，但整个长安城的官署，却好像没有多大的影响，依旧在正常运行。

好似有没有这两百名官员，都没有多大区别。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长安城的官员构成呈现明显的金字塔结构。

看似规模有限，实则存在严格的品级与职能分层。

大部分的官员，职能多限于文书处理、仓储管理、户籍统计等具体事务，缺乏参与中枢决策的渠道。

以尚书省为例，其下辖六部二十四司的主事、令史等吏员虽承担实际政务操作，但决策权始终掌握在尚书左右仆射、六部尚书等核心官员手中。

是以砍掉三分之一，短期内不会出现多大影响。

所有人都以为李承乾要安插亲信。

却没人知道，李承乾真正的想法，是要进行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