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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这一生,如履薄冰 第546章 新的尝试

作者:煌未央 分类:历史 更新时间:2025-07-05 13:50:19 来源:平板电子书

将思维扩散一下,刘荣大致能得出结论:如果法家存在于华夏文明的奴隶制社会时期,或许可以大行其道。

因为法家那一套天上地下、吃喝拉撒无所不包的严苛法律,强烈掌控欲,或许只有麻木不仁的奴隶才能忍受。

但华夏文明早就从奴隶制文明,进化为了封建文明。

底层民众的主体构成部分,早就从‘贵族财富’性质的奴隶,改变为了拥有基本人权的农民。

让农民忍受那套奴隶才能忍受的严苛法律,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

诚然,法家的严苛法律,可以在特殊时期,赋予封建王朝无可比拟的超高组织调动能力。

——骊山秦始皇陵,遍布天下的秦直道、驰道,乃至西南夷的五尺道,还有北方的长城、咸阳阿房宫等,都是法家的严苛法律,赋予秦王朝的超然组织调动能力。

但这样的组织调动能力,并不属于可以常态化存在、细水长流的为国家,为文明提供动力的正常状况。

而是在透支国家的未来,透支底层民众对统治阶级的忍耐程度。

当这种忍耐到达一定的极限,那陈胜吴广,乃至项羽刘邦的出现,便也就成了必然。

对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古华夏思想界其实早有定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四海穷困,天禄永终。

谁让老百姓不好过,老百姓就会让谁过不下去。

谁逼得老百姓没了活路,谁也就让自己失去了活路。

很显然,以李斯为代表,为秦王朝抛头颅洒热血的法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现在的法家,先是经历了晁错以《削藩策》重回华夏政治中心失败,却又在机缘巧合下,为法家士子打开了仕汉的道路。

如今汉室,光是重臣二千石一级,便有大理(廷尉)赵禹,以及雁门郡太守郅都两位法家代表人物。

新生代血液中,也有王温舒、郅都等人为代表的新势力。

官僚系统的中层,更有数以百计的法家士子,一遍尝试着施展自己的才华、实践自己的学术思想,一边在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

尤其是秦的教训。

关于这个问题,刘荣也曾和如今,法家在朝堂中央的代表人物:大理赵禹聊过。

说来,赵禹此人,也算是先帝老爷子,专门给刘荣留的半个心腹。

虽然在刘荣太子时期,赵禹就已经贵为廷尉卿,位列九卿,并不曾在刘荣的太子宫任职;

但赵禹能在短短几年间,从比千石的廷尉监令,即不经过外放历练、也不经过军伍磨砺,便顺利爬上中二千石的九卿之位,背后也不乏刘荣推波助澜。

对于刘荣,赵禹本就怀着若有似无的感激。

再加上法家天然具备的‘一切唯上’的原则,对于刘荣这个汉室最高掌舵人,赵禹更是几近言听计从,唯刘荣马首是瞻。

所以,在刘荣以‘秦’的话题作为探讨内容时,赵禹也可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通过和赵禹的沟通,刘荣也大致明白了法家的现状。

——在秦灭亡之后,法家经历了一段十分黑暗的时光。

不单天下人在唾骂法家‘助秦为虐’,就连法家自己内部,也在不断反思秦的失败经验。

在反思的过程中,法家为了保证学派学说的延续,决定尝试着进入汉家的朝堂中枢,先保证学派传延,并掌握一定的话语权,然后再谈其他。

于是,晁错横空出世,在其恩师:法甲巨擘张恢的指导下,上演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例‘儒皮法骨’表演,以儒士的身份仕汉。

随后,机缘巧合之下,碰到济南伏生献《尚书》,晁错又极为机敏的抓住机会,成为长安朝堂派往济南的受书使;

受《尚书》归来,被太宗皇帝拜为《尚书》博士,才总算是将儒家的皮,死死焊在了自己身上。

而后,法家便尝试着,在时任储君太子:刘启身边,通过潜移默化,若无细无声的影(xi)响(nao),来为法家谋求一个未来。

这一步非常成功。

在太宗皇帝宫车晏驾,先孝景皇帝顺位继承后,晁错对先帝的洗脑,已经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果。

以至于,在看破晁错乃法家士子,而非儒家博士之后,先帝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只顺势给了法家重新跻身华夏朝堂中枢,得以仕汉的机会。

基于此,法家内部对晁错这位已故前辈,可谓是感恩戴德。

若非晁错毕生都忙着搞权力斗争,最后也只留下一个功败垂成的《削藩策》——若是晁错留下了某部学术著作,那未必就不能成为法家的‘亚圣’。

而在吴楚之乱得以平定,晁错也成为那场叛乱平定的牺牲品之后,晁错在法家内部,更是成为了殉道者般的存在。

虽然没人能说出晁错,对法家的思想、学说,亦或是‘秦的教训’做出了什么贡献,但对于法家得以延续、得以仕汉的改变,整个法家上上下下,都记晁错的恩情。

再加上晁错再怎么说,也是先帝老爷子的学师,曾经的太子少傅,便使得晁氏一族在晁错故去后,也勉强过上了虽不贵,却也富的殷实生活。

至于法家,在晁错这个旗帜性人物,于吴楚之乱中‘殉道’过后,则再度陷入了一段短暂的混乱期。

有人说,晁错的死,意味着汉家依旧无法接受法家的存在,尤其是法家以朝中重臣的身份存在;

所以,法家不应该急于出山,而是应该继续蛰伏——一如秦亡以来的五十多年。

也有人说,晁错之死,为法家打开了仕汉的道路,死得其所!

不能让晁错白死!

一定要把握住晁错用自己的生命,为法家换来的仕汉之机,借此让法家重新昌盛,才算是不辜负晁错以命开路。

也有人说,晁错虽然死了,但法家也并非是就此全军覆没。

朝中,还有赵禹这个新生代代表人物,有机会将汉家的法律机构:廷尉属衙,营造成法家的自留地。

往后,就算法家无法显赫于汉家,也至少可以凭借廷尉这个保留地,成为汉家世代相传的法律专业人士。

还有郅都,虽然算不上正统的法家出身,但情感倾向十分明显。

凭借郅都在先孝景皇帝心中的超然地位,法家未必不能再度得到汉天子的青睐,甚至再出一个九卿之首,乃至三公!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偏偏法家又没有墨家钜子那般,可以拍板决定的领头人物;

于是,法家内部自那时起,便分裂为了几个部分。

表面上,这几个分裂的部分还能同仇敌忾,以‘法家危急存亡’为由,维持基本的和谐。

但在暗地里,法家实际上已经就此分裂。

就像儒家分为《诗》《尚书》《春秋》,甚至细分为齐诗、楚诗,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等一样——法家也更具多年前的几大侧重点,分裂成了法、术、势三派。

其中,偏重‘法’的分支,将商鞅奉为流派祖师,以商鞅变法,使秦得强威现实依据,提出‘变法图强’的核心理论。

在这个分支看来,变法,是法家学说的源头,甚至是‘法家’这个学派名称的来源。

法家,就是为了变法而存在!

商鞅在秦变法,是秦得强,韩非子在韩国变法失败,使韩灭亡。

所以,变法才是国家强盛唯一的方式!

变法之法,方为法家正统!

第二个流派,即侧重‘术’的分支,则以战国时期的变法家:申不害为祖师。

这一流派宣扬‘术为法用’,强调‘术’,即权术的重要性。

具体而言,便是着重营造自己的人际关系,通过察言观色等手段,控制、操作上下级关系。

很显然,这个流派是吸取了晁错临死前,在朝堂上孤立无援、举目皆敌的教训,决定走‘营造政治势力’的路线,而不是晁错那样的孤胆英雄路线。

至于第三个流派,即侧重‘势’的流派,却是以一个相对没那么为人所熟知的法家代表人物:慎子-慎到为流派祖师。

在这个流派看来,法家真正的出路,应该是‘**兼势’。

相较于‘法’流派的变法之法,以及‘术’流派的术为发勇,这第三个‘势’流派,则取了相对中庸,也相对温和的路线。

即不嚷嚷着‘无论有没有必要,都必须变法强国’,也不盘算着察言观色,洞察人心,再利用人性巩固自身权势。

而是以‘依法治国’为核心,辅以对‘势’,即大势的精准掌握,来作为学术流派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这个流派看来,势,总是存在的。

只要能掌握‘势’的走向,时刻跟随‘势’,尽可能做到顺势而为,竭力避免逆势而上,就总是能让‘势’站在自己这边。

只要和‘势’站在一起,总是顺势而为,就必然能屹立不倒。

三个流派各有偏重,且依旧以战国末期,法家内部的三个流派为基准。

但不同的是,在经过过去这百十年之后,这三个流派的根基,以及在法家内部的市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战国时期,这三个流派当中最得重视、最有市场的,是主张‘法’的变法流派。

法家之所以也被称之为‘申商’之学,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法家看来,法家的源头,是申不害、商鞅这两位变法家。

申商之学——申不害、商鞅的学问,也就等于说是变法之学。

但在如今汉室,法家内部再度三分之后,这个原本最受重视、最有市场的流派,却成了最势微的那一个。

因为秦的灭亡,让法家隐隐约约之间意识到:商君在秦国的变法,使秦得以强盛不假,但最终,秦也还是灭亡了。

而且是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二世而亡!

从秦一统天下到二世而亡,前后总共才过了十二年!

秦一统天下都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如果说,秦一统天下之后,法家坚定且自信的认为:变法强国是真的,商君变法让秦得以强盛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在秦灭亡之后,法家对‘变法强国’四个字,便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变法强国,是只能强国,却无法让强大的国家长久存在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变法强国,又何尝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变法亡国’呢?

尤其晁错一纸《削藩策》,虽是人亡而政不息,却也还是在法家敏感脆弱的神经上,砸下了一记重锤。

——法家士子,从来都不怕死!

更从不畏惧因变法而死!

只要人亡而政不息,那法家有的是甘愿身死的殉道者!

但是……

也不能总死人啊……

商君变法于秦,车裂而死,不得善终;

李悝变法于魏,直接就是变法失败。

吴起变法于楚,万箭穿心,尸身被车裂肢解,人亡政息;

申不害变法于韩,虽得善终,却只使韩国强于一时,而未能长久延续。

再加上一个被腰斩弃市的晁错……

掰着指头算下来,法家的变法先驱,但凡变法能取得效果的,那就没一个能善终的!

而且即便不得善终,也未必就能完全规避‘人亡政息’的结局,白忙活一场不说,还白白搭上一条性命。

如今的法家,不比从前。

从长远发展得角度上来看,法家也不能凭借‘动不动献祭一个代表人物’的方式,来维持自身在华夏思想学术文化界的存在感。

既然变法等于‘必死’,且仍旧有不小的概率人亡政息,那与其再硬着头皮谋变法强国,还不如找找其他的路线。

比如:看似平平无奇,甚至有些怯懦,然实则,却对学派的延续有极大裨益的‘势’流派。

顺势而为,说着简单;

做着,也比顶着天下人千夫所指,顶着既得利益集团,强行变法要简单一些。

再者,诸子百家对于‘势’的解读,也早就有了定论,

——顺势者昌,逆势者亡。

看看儒家,就做的很好嘛?

秦时,能前仆后继的跑去咸阳,想要谋个一官半职;

一俟秦亡,什么焚书坑儒,什么重法轻儒都冒出来了,哪怕被太祖皇帝反复羞辱,也依旧舔着脸上赶着舔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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