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这一生，如履薄冰 第405章 四两拨千斤

“考举？”

“考什么？”

“谁考？”

“考中当真能做官？”

如果这个时代有热搜，那今日的头条，必定是这一连串有关科举的爆炸性新闻。

即便没有所谓的热搜、头条之类，舆论也依旧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迅速以长安为中心四散，并引发了剧烈的轰动。

单靠学识就能做官！

对于后世人而言，这是一个很正常，也很容易理解的概念；

甚至即便是在这个时代，有学识就能做官，也同样是一个成立的命题。

但关键在于：不同于后世，政府可以轻易组织起一场决定官员录用的考试——这个时代的文人士子，是几乎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学识，足够支撑自己成为官、吏的。

后世的知识分子想考编制，不过是百十来块钱的报名费，外加一轮笔试、一轮面试，以及只需要坐等结果的政审而已。

虽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压力、成功难度都极大，但至少每一个有志于此，且家世清白的人，都有资格踩上那架独木桥，然后和其他竞争者去挤、去推搡。

但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想要跻身官僚阶级，最难得不是竞争、不是通过独木桥走到对岸；

而是找到独木桥在哪里，以及，如何踩上独木桥。

在后世，民众跻身体制的渠道有哪些？

考试竞争；

人才特聘；

重大贡献者，即其直系后人照顾等。

即便其余渠道与绝大多数人没有关系，但至少第一条：考试，是面向普罗大众的。

而今汉室呢？

举孝廉，举力田，举贤良方正——看上去是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却不外乎‘察举’二字。

与之对应的，自然就是华夏封建时代相对先进的科举制度，以及后世新时代的公务人员考试。

那察举和科举，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看上去不过一字之差，然实则，却可谓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按照后世所记载的历史记录，华夏封建时代的科举，大概可以笼统的归结为：从乡、省，再到国等三层或以上筛选机制，筛选出文化水平过硬的优秀知识分子，而后经过一定时间的培养，再任用其为官员。

能过第一关的，也就是乡试中举的举人，便已经能做基层的官员；

过第二关，即省考及弟的进士，已然具备了成为基层主官的资格。

至于殿室过关的贡生，在翰林院沉淀几年，甚至都可能从京官起步！

即便比起后世健全、完善的科考制度，还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弊端，但在封建时代，也已然算得上十分详尽。

尤其是比起如今汉室，这套看似落后的科举制度，就显得无比先进了。

如今汉室，乃至于未来数百年，华夏文明统一政权筛选知识分子，以壮大官僚队伍的手段，都只有察举、征辟这两个渠道。

其中，前者大致是以身份尊贵，或高官显爵者做担保，举荐某人担任某一职务，并承诺‘肯定不会出问题’，且愿意承担连带责任。

即：某个大官如郡太守、当朝九卿，又或是某个贵人如侯爵乃至宗亲诸侯，当他举荐的官员出了问题时，那无论他受不受惩罚、吃不吃挂落，都免不得要担上一个‘识人不明’的污名。

在这个道德、名声大于天的时代，识人不明，那基本就等于轻微程度的道德败坏。

这就导致绝大多数有资格、有权力举荐官员的达官贵族，都并不很乐意去主动举荐。

即便偶有举荐，也都是实在实在推辞不掉——要么是挚爱亲朋、骨肉兄弟求上了门，要么是自家晚辈磕头哭诉；

至于某个本不愿举荐的达官贵族，被一个一眼就能看出‘非池中物’的潜力股所打动，更是只有话本里才会出现的美好童话。

或者说，不过是某个怀才不遇，即将饿死的穷书生，临死前的幻想罢了……

举个非常浅显的例子。

——贾谊！

——贾长沙！

有够大名鼎鼎了吧？

十几岁的年纪，其才学便传遍了小半个关东，但凡有点见识的人，都说汉家这是出了个治世之大才！

等到快二十岁时，其贤名可谓是传遍了大半个天下，就连朝堂内外，都开始流传起有关此人的舆论、八卦。

按理来说，这么个‘一眼开门’，只要押注就受用无穷的史诗级潜力股，应该有的是人愿意担保、举荐的吧？

事实却是：即便是贾谊的恩师，先秦御史、汉开国元勋，当时的计相、后来的汉相北平侯张苍，都没有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做担保举荐！

最终，还是太宗孝文皇帝在宫中，被‘贾谊’这个人名磨得耳朵都起茧子了，却愣是等不来一个重臣愿意举荐他；

不得已，太宗皇帝只能动用汉家除察举外，仅存的第二个官员录用渠道：征辟。

所谓征辟，顾名思义，是皇帝动用皇权，以近乎强行征召的手段，把人接到都城来。

只是毕竟是对待知识分子，即便是强行‘征’，也依旧是充满人文关怀、给足受征者体面。

用这个时代更常用的说法来讲：征辟者，非名士不可受，非天子不可行；

即征，安车驷马往相迎，沿途起居，皆比诸侯……

说白了，就是用最温和、最敬重的态度，把人家好声好气请来长安，见一下当朝天子。

这个过程中，唯一和‘强制’有关联的点，也仅仅是受征辟者原则上不可拒绝——无论最终是决定入仕为官，亦或是婉拒回乡，都必须应征走一趟长安。

只是从这个规格——动不动就‘名士’‘天子亲召’‘安车驷马以迎’等字眼，就不难看出：征辟制，与其说是在找人做官，倒不如说是在请国宝级人物出山。

你给足他面子，他也不拂你的面子——坐上你派去的安车驷马，来长安见你这个皇帝一面。

然后你俩聊聊国朝大政、孔孟之道之类的哲学问题；

最后，人家愿不愿意帮你治理国家，还得看人家的心情——看人家瞧不瞧得上你，以及这个属于你们家族的王朝。

若愿意，那你不说是感恩戴德，也至少得拿封侯拜相的规格对待人家；

若不愿，你也得是怎么把人接过来的，就怎么把人送回去，安车驷马、将相之礼，该有的半点不能少。

想当年，太祖高皇帝就曾试图通过征辟，邀请四位先秦遗老——故秦七十博士之四的商山四皓出山，辅佐自己治理汉室。

结果人家压根儿就看不上沛公，更看不上当时，还处于重建阶段都还没开始的、相较于国家，更像是草台班子的所谓‘汉室’。

于是，原则上不能被拒绝的征辟，被四个老人家水灵灵的以‘老迈体弱’‘不便远游’婉拒。

你说你不来就不来吧；

好歹也算是给了个勉强能糊弄过去的借口。

但凡你从此再也不来长安，那人家汉高祖脸上，也不至于彻底挂不住。

偏偏后来，人家的儿子、太子刘盈一叫，你们四个‘不便远游’的家伙又屁颠颠来了长安。

来了长安不说，还时刻不离太子刘盈左右；

时刻伴随太子左右不说，还堂而皇之的陪着太子，去见被你们拒绝的天子刘邦！

只能说，打脸也没打这么响的……

当然了；

这四个老家伙后来，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无礼，而遭受什么苛待。

表演结束了，刘盈储位稳固了，天子刘邦照例问了嘴‘真不帮我治理天下？’，就又把四个老家伙好声好气请回商山去了。

说到这里，其实就不难发现如今汉室，仅有的两个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征辟制，各自有怎样致命的弊端了。

——察举制，理论上确实能为汉家，提供质量合格的储备干部；

但由于察举制所包含的责任连带，使得察举制实际上的效率，低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

就刘荣目前所掌握到的准确数据，自有汉以来，足近六十年的时间，汉家前前后后，总共通过‘察举’这一渠道，获得了不到千人的官员补充。

其中，过半都是举‘孝廉’，即因孝顺亲长而被立为典型。

这些人及其后代，大都集中居住于长安城西北角，于东、西二市毗邻的孝里。

至于职务——大都是从四百石左右的地方县官开始，而后不久因种种原因罢官回家，住进了朝堂分配于孝里的房子，耕地为生。

余下不到一半，四百来号人，又有足足三百六十多人，是举‘力田’。

所谓力田，顾名思义：很会种田的人。

和举孝廉一样，举力田者，也同样是被地方官府出于舆论层面的考虑，而专门立的典型。

只是不同于孝廉门举家搬来长安，再经短暂的官僚生涯后重归农民阶级——力田们在得到举荐后，大都成为了隶属原内史属衙，现大农的农稼官。

即便是在得到编制后，他们也依旧在发挥‘力田’的作用，指导、帮助百姓更好的种田，并以此推动汉室的农业发展。

余下的极小部分，满共不过三、四十号人，才是察举制真正的核心：举贤良方正。

何谓贤良方正？

字面意思，自然是因品性贤良、德行方正，而被立为典型的正面人物。

但实际上，看看这个群体走出来的代表性人物，就不难发现：贤良方正，才是察举制真正能为汉家提供官员的关键渠道。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广野君郦食其举贤不避亲，举同母弟：郦商为将；

这个郦商，便是后来的汉开国元勋、初代曲周侯，也就是当代曲周侯郦寄的父亲。

——汉元年，相国酂侯萧何，举原楚执戟郎中韩信为大将；

这个韩信，正是后来助汉灭楚，名垂青史的淮阴侯、兵仙。

还有太宗皇帝元年，济南大儒伏生，举太常掌故晁错为《尚书》博士；

之后数年，中郎将袁盎，举骑郎张释之为谒者……

以上这些受举荐的人，最终的官方身份，都是‘举贤良方正’。

从这些代表性人物的知名度，以及他们后来的人生历程，其实就不难看出：能被察举制举为贤良方正的人，质量那都没说的。

不说是国士之才，也起码是能臣干吏，有资格在史书上留下几句有关自己的记载的人物。

但遗憾的是，和征辟制‘征’来，或者说是请来的国宝级人物一样，察举制所贡献出的贤良方正，几乎也都是同一级别的超稀缺资源。

甚至即便是这些人，之所以能顺利得到举荐，也都无不是运气爆棚，又或是有某些特殊的关系。

——郦食其举荐弟弟郦商，那是亲兄弟的感情！

且无论举荐与否，人哥儿俩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根本就不在乎是否会彼此拖累；

萧何举荐韩信，那更是在萧何自信眼光不会出错、韩信不会出问题，且即便出问题，自己也不至于被连累太惨的前提下，才最终成行。

之后的晁错、张释之，那就更明显了。

晁错被伏生保举，那是以《尚书》能传承下去作为条件，同晁错进行的交易。

袁盎保举张释之，就更是袁盎的交际花属性泛滥，见谁都想拉一把，和谁都想做个朋友……

从以上种种——从察举制在近六十年时间里，只贡献了不到四十个官员、征辟制更是只贡献了个位数，就不难看出如今汉室的官员选拔制度，效力其实是低到了相当吓人的程度的。

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太宗皇帝甚至向地方郡县官员，下达过‘察举’指标！

类似于：多少多少石以上，就必须每年举荐多少多少官员，否则，当地审计成绩降一等——‘最’降为‘乙’，乙降为‘殿’，殿直接下狱……

这显然是不行的。

刘荣很清楚：一个国家的官僚群体，必须保证每年百分之四以上的新鲜血液输入率——即每二十五年一批人的迭代频率，才能勉强维持流动性。

这还是在后世。

在封建时代，即便难度更大、人才更稀缺，也至少要做到每年，吸收百分之二以上的新鲜血液才行。

每年百分之二，五十年才能完成迭代的速率，已经很低很低了。

再低，那就是像如今汉室一般——只要不造反，那就是要么升，要么在任上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