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真的不务正业 第八百六十八章 利益关系虽然冰冷，但是牢固

朱翊钧虽然把兖州孔府的根儿都拔了，但他其实不反对儒学，甚至觉得孔子、孟子，很多四书五经讲的很有道理。

即便是万历维新浩浩荡荡，大明的丁亥学制，并没有抛弃儒学，因为儒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也是值得借鉴的，无论是个人的修身，还是国朝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比如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也就是朱翊钧所说的，国朝最为危险的就是鲜花锦簇日，歌舞升平时。

如果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国家灭亡就是必然的，作为统治阶级，不能沉湎于鲜花锦簇和歌舞升平，而是应该看到水面下暗流涌动的危机。

因为一旦沉湎于鲜花锦簇和歌舞升平，就必然会带来一个可怕的结果，那就是饰胜，把一切的一切都包装成为胜利，输也能变成赢，最终在不断的赢赢赢的掌声中，走向灭亡。

大明在晚明到南明这段时间，就充斥着这种赢赢赢的风潮，闯王李自成被剿灭了数次，最惨烈的时候，身边就只有二十一人，但很快他就再次拉起了百万的农民军，把大明王朝给断了。

崇祯九年，第一代闯王高迎祥被剿灭，高迎祥被拉到京师凌迟处死，这对大明而言是巨大的胜利，从万历末年开始的陕甘宁三地的民乱，看似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崇祯皇帝赢了，但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胜利，因为他没有解决民乱爆发的根本诱因。

朝廷欠饷，让三边军屯卫所的基层军官都开始逃离卫所，加入了农民军成为了基层的组织者，让农民军有了正面对抗官军的实力；

其次，陕甘宁三边大旱，没有粮食赈济灾民，无穷无尽走投无路的百姓，只能跟随闯王。

最重要的还是人地矛盾，自万历十年张居正离世后，天下再无人敢抑制兼并，因为地主官僚阶级对张居正为首的张党，展开了最深入的清算，任何和张居正有一点关系的人，都要被彻底打倒，地主官僚阶级胜利了，再没人敢抑制兼并了。

消灭农民军对于大明官军而言不是难事，一直到崇祯十五年，大明官军对农民军依旧是优势，洪承畴对农民军几乎完胜，但赢，已经没什么用了，可是如何让百姓安顿下来，不再成为农民军的兵源，才是最大的矛盾。

而矛盾说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论，现象、问题、原因、方案、实践、修正、再推行、再修正，这一套的方法论，无往不利。

大明赢学要真的赢，要建立在矛盾说的基础上、建立在华夷之辩的基础上，而不是饰胜。

大明士大夫普遍可以接受在阳明心学上建立的矛盾说，也可以接受在华夷之辩、矛盾说上建立的大明赢学，而不是蛮夷饰胜赢学。

但大明士大夫阶级，其实真的很难以接受阶级论。

大明士大夫在大明思辨成果文集的传播过程中，对矛盾说的注释进行自己注解，但对阶级论则采用删减、修改的方法，来对抗阶级论的传播。

在许多读书人的眼里，矛盾说很好，甚至值得深入讨论，可阶级论得看统治者是否认可。

张居正写出第二卷分配，就直接烧了，不是皇帝挽救及时，根本不会刊行。

而阶级论第三卷干脆就是朱翊钧写的了，连张居正这个革故鼎新的改革家、变法者，都难以接受第二卷，更别说第三卷了。

朱翊钧和袁可立伸出了同样的手，就是告诉袁可立，他的立场，他们在志向上相同，在行为上相同，在阶级认同上相同，同志同行则同乐者。

“陆树声到全楚会馆索人，朕不认可，他自己选择私门小利，以个人利益为首，那是他的自由，自私在朕看来，是个中性的词，人不自私，那就不是人了。”朱翊钧颇为确切地说道：“但他不能以自己的行为标准，去要求别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不愿意的事儿，也不要强加于他人，这句话强调的是勿施于人，不要把自己的那套利己思维，强加于别人身上，这才是有修养，人和人各有不同。

“先生主要是担心袁可立没有人给他撑腰，扛不住一些风波。”熊廷弼为张居正说了句好话，殿试之后，单独宣见了两名学子，这是告诉天下人，袁可立是皇帝罩着，可之前袁可立可没这等殊荣。

人要活在现实里，自己承担不了的风波，要极力去避免，那不是迎难而上，而是找死。

“现在有人给礼卿撑腰了。”朱翊钧当然清楚张居正的担心，怕百年之后，袁可立还没成长起来，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拜师陆树声，做个看起来有点传统的读书人，对于袁可立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否则他就不会骂万历皇帝了，还骂的那么难听。

朱翊钧看着袁可立说道：“礼卿会试的文章，朕看了，你的文章写的很好，六千举人，只有七十份说了这万历维新的弊端。”

袁可立在歌功颂德和针砭时事上选择了后者，他其实早就做出了选择，而不是陆树声上门，才做了选择。

贡院会试多了一个规矩，因为是皇帝发考篮，所以所有的草稿纸张，不得带出考场、不准丢弃，而缇骑会将每一张草稿纸收集起来，对每一名中式贡士进行核验，防止弄虚作假。

搜检怀挟官仍然常设，因为有些人会把夹带藏进谷道里，虽然非常恶心，但确实发生过，这塞进谷道里，总不能是有人栽赃嫁祸了。

在搜检之外，现在会试，多了一套验证的程序，没有人的文章是一气呵成的，尤其是这会试，需要多次誊抄，力求写到完美，那么草稿纸，就成为了核验的重要工具。

等到确定无误后，这些草稿纸会被打碎放入池子中，放入白土漂白后，再次做成纸张。

浪费是极其可耻的。

因为有核验的程序，所以袁可立写了一篇锦绣文章，修改好了，最终却选择了针砭时事，这是勇气。

而袁可立的文章写的极好，主要是万历维新的新政，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新政在河南地方是非常成功的，但仍然存在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袁可立从河南本身出发，探讨了内陆地区的发展困境。

大明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上的依赖，大明贫银贫铜、内部货币钱荒、内部需求不足、海外有金银铜、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大规模生产用商品换到贵金属、再投入扩大再生产、而后逐步辐射腹地。

这种路径有两个巨大的弊病。

第一个生产再扩大仍然在满足外部需求，而非内部，甚至因为外部需求不够旺盛，陷入了恶性竞争的困局之中，扩大后的生产，并没有逐步辐射到腹地。

造成这种原因也简单，内地的钱荒问题，没有根本性改变；

这个弊病是极为可怕的，因为无法完成内需的建设，大明空有商品优势，完全无法发挥商品经济的优势，从海贸中，获取更多超额的利润的同时，还会增加离心力。

价值受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劳动难度影响，而价格围绕着价值、供需、成本进行波动，这是生产图说里关于价值和价格的讨论。

大明沿海地区产业丰富，大明内部无法消化，就得依靠外部需求，这个时候，主动权就交给对方。

这就走入了一个怪圈，产业越丰富，越密集，越要压价，利润降低，越不赚钱的困境。

大明是个整体，但两京一十五省五大总督府，也有个嫡庶之分，在重大危机面前，还有可能各地趋同，可是涉及到了各种细分的产业利益瓜分，亲兄弟也要明算账的。

如何在万历维新中，保证向心力，不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分家，是朝廷必须要考虑清楚的。

简单而言，就是外向型经济，造成的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内需建设不充分导致内需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影响国朝根本。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生常谈的人口流失、人口不足的问题了，而袁可立用一句俗语，解释了这个现象背后折射的问题：穷的不生，中人之家也不生；

原因也简单：干活的时候嫌人少，吃饭的时候嫌人多。

穷是讨不到媳妇，就是讨得到，生出来养不起，所以不生，但中人之家，也不生，就非常诡异了，大明很多的中人之家，即便是有了孩子也会溺死，不是养不起，而是供不起。

大明天下，穷人和中人之家占据了绝对的多数，他们不生，大富大贵、顶层向下开枝散叶，又能生几个？王崇古家里足够有钱，他就两个儿子，还有一个英年早逝，留下一个王谦，而王谦一共就两个儿子，两个闺女，说什么也不肯生了。

而袁可立在会试的文章里分析了问题的症结。

小到一个家庭，大到大明江山，都是如此。

干活的时候，希望人多多的，一起创造财富，等到分配的时候，又开始嫌吃饭的人多，即便在乡野之间，耕种农桑最需要劳力，可是一个劳力从小到大，吃的又多了。

袁可立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丝毫没有露出任何怯懦，将自己的想法解释的非常清楚。

对第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三个主要解决的办法，大建驰道进行分配、黄河归故让两淮地区摆脱黄河带来的困扰、而后疏浚淮河、长江，让沿海的富裕顺着大江大河驰道，向腹地辐射。

当然这都是远景规划，现在大明的生产力，还是对黄河有些无能为力，让黄河归故才能疏浚淮河，让长江黄河流域，辐射到大明大部分地区，没有大江大河的地方，则依托于驰道。

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时间尺度在百年之上。

第二个问题，则主要聚焦于田政之上，清丈还田、营庄减租，四管齐下，期许在有生之年，能够彻底执行下去，最终奠定了万历盛世的坚实根基。

相比较还田，袁可立更加推崇营庄法。

在他看来，还田之后，这些田土最后还是会被兼并，营庄集体所有，反而会让乡野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大富大贵不敢想，但吃得上饭还是可以期许的。

朱翊钧叫袁可立入通和宫，其实没什么正事，就是一种立场宣示，他就是个学生，经验不足，讨论的内容，十分的空洞，他需要不断的成长，在实践中不断的积累经验，修正认知。

“陛下，臣欲往倭国。”熊廷弼看袁可立说完了，终于轮到自己了，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去倭国当然是杀倭寇，即便是东征九捷，大明完胜倭寇，但围绕着矿区的小规模战争还在继续，他前往倭国就是为陛下看好银山。

“这么急的吗？”朱翊钧略有些不舍的说道：“要不还是去绥远吧，绥远现在道路通畅，若是有事，也方便回来。”

绥远近，而且绥远交通方便，回京坐着火车就回来了，现在去倭国，一年几封信，几年都见不到一次了。

而且倭国石见银山也是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要什么没什么，去那边就是吃苦。

“绥远已经安稳了。”熊廷弼满脸笑容的说道：“陛下，殿试之前，陛下和先生都以科举为重，不让臣出门，臣已经错过了入朝抗倭，无论如何，都不能再错过前往倭国的机会了，否则臣会懊悔终身。”

绥远已经很安稳了，已然不用拼命了，去倭国可能会死，但不去，一辈子都会后悔。

就熊廷弼而言，他宁愿不考科举，也想入朝抗倭，他其实还喜欢走武夫的路线，简单而且直接。

“当谨记万宗伯所言，夷狄狼面兽心，畏威而不怀德；还有那句，倭人有小礼而无大义，固擅下克上也。”

“到了倭国，切记，不要相信任何的倭人，你这个年纪，还有些年少天真，总觉得有些人是可以信任的，但朕看来，人心隔肚皮，没有翻脸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想法。”

“全楚会馆的老木匠梁叔梁寿坚，朕见过他好多次，完全没想到他会这么做。”

“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有活着，才能为大明尽忠。”朱翊钧最终还是选择了放手，雄鹰长大了要翱翔于天际之间。

“臣谨遵圣诲。”熊廷弼再俯首，他要去的地方是石见银山，要做的事，就是击退一切胆敢染指陛下银矿的倭寇，这是利益之争，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温情可言。

对于袁可立而言，梁寿坚的行为顶多是栽赃陷害。

但对于熊廷弼而言，他的书箱被放了夹带，梁寿坚的行为是背叛，梁叔作为他成长经历中极其重要的人，这种背叛，让熊廷弼深切的明白了，人心隔肚皮是多么伤人。

熊廷弼也第一次理解了，为何陛下总是更喜欢把关系建立在利益上，而不是情感上，比如陛下对总督府的管理，就是利益为先，而非情感。

利益关系虽然冰冷，但是牢固。

朱翊钧示意冯保取来了两本书，让冯保递给了二人，笑着说道：“送你们一本书吧，这是王次辅的畅销书《论五步蛇的自我修养》。”

“额…”袁可立满是错愕，陛下的礼物居然是这本书，别说袁可立疑惑了，连熊廷弼都是眉头紧蹙，显然十分的意外。

熊廷弼非常不喜欢王崇古，这就是个奸臣，要不是万历元年之后，再无作奸犯科，早该上刑场的人了。

朱翊钧语重心长的说道：“哎，人心里的成见就是一座大山。”

“王次辅这本书要好好读，这里面，都是做官的学问，是你们缺的东西，这可是海总宪推荐过的书，徐成楚也有一本，是海总宪赠送的，要对付敌人，要做的就是知己知彼。”

“如果你对敌人不够了解，又如何言胜呢？”

“陛下圣明。”熊廷弼和袁可立互相看了一眼，满是了然，原来是为了了解敌人！

那就必须要好好读了，读通透，读明白，知道敌人所思所想，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王崇古是个奸臣不假，但王崇古不是个反贼，是否有那个心思，朱翊钧不知道，也无从得知，但王崇古的行为上，没有走上反贼的道路，这是关键。

张四维安排人刺王杀驾的时候，王谦给张四维下毒，张四维找死，王家人可不想一起死。

王崇古早些年杀过倭寇，到了宣府大同，他虽然借着北虏发财，但从来没有让北虏犯境，而且自万历三年回京，领了工党后，已经成为了大明的中流砥柱，国之柱石。

这也符合《自我修养》这本书的内容，奸臣是奸臣，反贼是反贼，奸臣是浊流，清流浊流，皇帝都要用，奸臣总是会自己找到出路。

奸臣做什么，很多时候，主要看皇帝的命令，因为奸臣的目的是升转，而不是和反贼一样颠覆大明。

朝中还公认，万士和是个谄臣，不影响人家死后殊荣，也不影响皇帝陛下把万士和挂在嘴边。

袁可立回到全楚会馆后，就打开了书开始看，第一遍看，他对里面的观点嗤之以鼻，简直是胡言乱语，要天下人都这样，天下能好才怪。

他合上之后，又打开看了许久，他照着里面奸臣的标准，和自己的行为对比之后，发现无意间，奸臣竟是我自己！

简直是简直了，袁可立看完了《自我修养》，有些呆滞了起来。

奸臣的第一原则，崇上，上司的指示高于一切，无论如何要引起上司的注意，无论要赢得上司的认可，你做的一切，都要让上司看到，否则就是白做；

围绕着第一原则，有三个规矩。

第一，抓住一切和上司接触的机会，要引起上司的注意，而且还要留下好印象；

第二，着力做出让人肯定的成绩，并且一定要让上司了解其中艰难；

第三，做好总结，给上司留好功劳，宣传上，一定要有上司英明领导；

想要升官，这一个原则三个规矩，就要熟练掌握，围绕着万历维新的新形势，王崇古也给出了新的办法，因为考成法的推行，这三个规矩的权重也发生了变化，第二个规矩上升到首先遵循的规矩，即做出成绩。

因为考成法，只要多数人认可的成绩，那上司一定能看到这份成绩。

而在上司询问的时候，作为奸臣，一定要把困难告诉上司，大倒苦水，在一些旁支末梢的环节，要求助上司，给足上司参与感，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王崇古之所以要这么做，是王崇古入仕以来这么多年，他的顶头上司，多数时候，都是一无是处的酒囊饭袋，根本提供不了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还会拖后腿，他入仕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给上司的异想天开、一厢情愿擦屁股。

旁支末梢的地方，让上司有参与感，大事方面，上司就没有那么多兴趣指手画脚了，当事成之后，上司也可以合理的拿到一部分的功劳。

这就是王崇古的向上管理，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但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这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有的时候也会失效。

王崇古特别举了个例子，比如皇宫中轴线鼎建，这可是天大的事儿，陛下莅临现场，讲可以用建筑垃圾回填，讲可以把未曾浇筑完全的水泥柱，用抹灰人，抹一遍灰了事，而不是拆了重建。

这件事，完全符合旁支末梢的部分，请陛下莅临指导。

但王崇古真的没法干。

王崇古当初就很想大声的告诉陛下，这是皇宫，皇宫！神器所在！皇帝是觉得反正没有多高，而且也不重，完全足以支撑了，能省则省，总归是塌不了。

这违反了自我修养的第一原则，崇上，上司的指示高于一切这一标准，王崇古没那个胆子在皇宫鼎建上偷工减料。

如果能力不足，做不成事，又当如何？

王崇古的答案是，无能不要做奸臣，因为做奸臣要比忠臣更有才能，这样上司才不舍得抛弃你，无能也不要做忠臣，因为你不比奸臣有才能，你的忠诚一文不值。

无能就是无能，回家种地才是最好的归宿。

而袁可立会试答卷，就有点像是为了吸引陛下注意写的，符合第一规矩要引起上司的注意，而且要留下好印象，毫无疑问，他给陛下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当然这本书对袁可立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狗斗术，无论是奸臣也好，忠臣也罢，都要会的技能，如果不会，输了，你跟大局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张居正也是斗赢了，才一步步的走到了元辅的位置。

殿试很快就张榜了，皇帝没有更改会试的排名，直接发榜，熊廷弼从会元变成了状元，袁可立是榜眼，探花依旧是吴道南。

而在发榜当天，大明准备已久的《大明军东征记》和《东征英豪录》正式刊行了，之所以要这个时间刊行，完全是为了迎接大军凯旋做准备，降阶郊劳之礼在紧张的筹备中。

东征英豪录里，有二十八星宿，比如娄虎骆尚志。

骆尚志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夫，浙江余姚骆家湾人，说是骆宾王之后，他是世袭百户，卫所败坏后务农为生。

他不是武举出身，也不是捐纳升迁，而是完全靠着天生神力，人送外号骆千斤，他的臂力惊人，能举千斤，能开虎力弓十五箭，次日可再战的悍勇之人。

从地方遴选入京营后，在万历九年就参加了讨伐俺答汗之战，而后在万历十三年入朝抗倭。

在东征九胜中，他打了八场，他作为京营把总出战，本身却是陷阵先登。

在平壤，他堵住了小西行长的退路，才导致小西行长被朝鲜花郎踩死；

在开城，他一手举盾、一手持戟、攀云梯攻城，为第一先登；

在仁川、在汉城，他是马山馆争夺战的大功臣，斩倭寇物见队百人，仅次于出身菜户营的赵吉；

在忠州，他是打忠州山城的陷阵军，九进九出，首级功二十七人；

在釜山，他率海防巡检、墩台远侯二十七人，一人三马，一昼夜长途跋涉二百四十里，打的倭寇措手不及；

在蔚山，披坚执锐、身先士卒，被倭寇投石所中，依旧力战夺城；

在对马，他率先攻入邪马台军港，配合陈天德，拿下邪马台山城；

在长门，他奇兵埋伏毛利辉元，斩毛利辉元领兵大将村上武吉，这是毛利家水师的最高军团长，更是一切倭寇的源头。

除了京都之战，他没有参与之外，其余都是死战不退。

陈天德作为大明军瞭山，也榜上有名，为南天朱雀之首井宿，他的功绩主要涉及到了情报方面的支持。

礼记·曲礼有云：军陈象天之行：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意思就是军阵就像是天上的星宿一样，朱雀七宿都和斥候、情报有关；而玄武主要和后勤、物资保证有关；青龙为中军，而白虎主杀伐，主要负责攻坚。

所以骆尚志为娄虎，陈天德为井雀，赵吉是奎虎，为西天白虎之首奎宿。

李如松为角龙，为东天青龙之首角宿，而作战英勇一样英勇的副总兵马林，为亢龙，为东天青龙第二。

至于戚继光，他是奉国公，如果硬要给他弄个星官，他也是太微垣里的上将星，或者北斗七星里的破军。

礼部可没有糊弄皇帝的意思，真的在好好的宣传，东征九胜里涌现出的各种英豪。

大明赢学在稳步构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