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红小鬼 四一六章 强权自由的体制

强霖回到黄州会馆。已经有客人上门问候他了。

这是湖北商人建立的会馆，有会议厅，就是大堂后面的议事堂而已。会议厅坐着蜀河本地的一些乡绅代表，他们是听到消息来的。

强霖问：“各位乡党，有什么问题，请随时提，我还要继续赶路呢？”

有人问到：“杨虎臣将军做了很多有利本地的善事，犯了什么错，您非杀他不可呢？”

强霖说：“他可能带兵作乱，害死很多人。我及时制止了。如果让他回队，会有很多人去死。我说的清楚么？”

这人再说：“那你也不能杀他。他是好人啊。”

强霖问：“您怎么判断一个是好人坏人？对你好，对自己的家乡好，就是好人？”

来人不再说话，大家不是来问罪的。

另一个说：“老夫是陈中谟，教了很多学生，现在闲散在家。听说您要把这里划给楚西特别区，这是为什么呢？”

强霖说：“老先生是科举学问，还是很正宗的。只是学生太杂了，您的启蒙教育还是要负担责任的。您的问题是肯定的，这里要进行涵养水源，限制人口和工业的发展。”

陈先生说：“这不好吧。您的意思这里的人口都要迁移出去么？”

强霖说：“我没有说要迁移出去，是要限制开发，以及疏散因为不能开发而失去生计的人们。”

陈先生点头道：“不开发，就由很多人没有生计了。您要把他们迁移到哪里？”

强霖说：“地方上的事情，我是不管的。所以他们怎么找到生计，你们也要想办法。”

陈先生说：“耕读传家，一直是我的梦想。现在人口多了，也难以继续这个梦想了。我的学生知道道理，不去做，我也要付连带责任么？”

强霖说：“老先生不必这样谨慎。您应该教他们一些形而上的道理，他们只是知道自己是正义的，但不知道妥协，看来是您没有教会他们。”

陈先生说：“你说的很对。我交给他们怎么做事，但是不知道他们不这么做，会怎么样。简单地说，我告诉他们正义的事情，但是对于不正义的，要又弹性啊。现在看，这些人都不好啊。虽然他们很尊敬我。”

强霖说道：“老先生这么谦虚，看来还是自学有成。唯有教育一事，比较难办。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难题。但是已经有很多理论了。所以将来的学校，无论新旧，都要教大家通行的一些道理。”

陈先生有些老迈，但是思路还是很好。他对于官府、主义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没有皇帝，谁知道这些人能够做出什么来？无君、无父的时代，超出一个浸透老规矩的文人的理解能力。

强霖没有再说什么，安慰他们，只要按着地方的安排，他们的日子和环境会越来越好。

送走了这些大儒，强霖带着大家直接上船走了。

水路两侧的山峰连绵，岸边道路时宽时窄，树木不旺，民居逐渐的向山上扩展。梯田已经有模有样了。

强霖对随行的王伯初说，以后这些梯田要重新种上树木，当然，浅山区可以种植经济林，也就是造纸林木等等。但是要保证河岸的树木是长期的乔木。

王伯初木然地答应着。他说道：“您的决心很大，未来也肯定是有作用。但是这里面的人不会这么顺当地迁走，我们道旬阳，就会碰到更大的阻力。”

强霖说：“你的前两句足够了。你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难道不是对未来子孙有用的事情么？至于其他的人，总是要死的。死前让他们明白道理，是极其大善的事情。”

显屿大笑说：“你是要超度这些人么？”

强霖说：“不许有这么不善的想法。那是屠夫，不是正经军人做的事情。怎么让这些人知道，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告诉他们，多生孩子，多占资源，不是为了后代，是祸害后代。不是为了家族，是让家族蒙羞。”

王伯初还是担忧：“旬阳的地方武装，是张鸿远，字飞生，是本地人。曾经是杨虎臣收编地方武装，任命的旅长。与外来的客军冯玉祥不和。现在赋闲在县里。”

强霖不在意这些民军军阀。这些民军军阀好人不多，强霖喜欢北洋系军人。这些军人正义感强，正统感也强，讲究正义和道义。但是民军胡景翼、杨虎臣、郭坚所部，强抢和劫城很多。尤其是作为客军，更无约束。

北洋军系，包括冯玉祥系，军纪都很好，军官尽量进行教育。陕西北洋新军地方系统的张凤翙督军系，军纪也都很严。

强霖说：“辛亥革命中的民军，都要改编和培训，红军做的事情，就是改造民军和后来的农军。这里的民军，要坚决地收编，送到外地培训。本地的绥靖，只能是红军受过训练的国民警卫队。”

王伯初说：“看来这件事也是你的对。军事不能干预地方，并要听从地方指挥。”

强霖问：“旬阳是否有本地的学者，通佛教或者基督教的。”

王伯初说：“当然。我们陕南的学者，尤其是安康的学者，不比关中的差。当初派到日本留学的30多人中，我们陕南的也不少。就是于右任老师，井勿幕他们的同期学生。后来他们也都分道扬镳了。”

强霖说：“这就是悖论。清朝派他们学习强国之术，没有想到这些人都是辛亥革命的栋梁。不过这些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等等学的东西，都是革命或者进化论、科学论的东西。建设家乡是不行的。”

王伯初问：“他们都很有学问，都是聪明人选送的，怎么不能建设家乡？”

强霖问：“我刚才说的梯田改森林，需要什么技术？”

王伯初无法回答。这种事情在于决策，不是技术活。

强霖继续说：“让他们建设，就会利用人力，开发山区，引入机器生产。这些人力需要更多的粮食；要更多的粮食，就需要更多的水利；要更多的水利，就需要更多的人力；要更多的人力，就需要更多的粮食。要更多的粮食，就需要更多的水利，”

王伯初说：“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明白，最好的学生，就是明白生存的道理。这种人我们也有，不过都在西安救灾呢。我们家乡现在这种人不多。”

强霖说：“好吧。我们去旬阳看看，再到安康，就是要找这样的人。或者有这些思想的人。民军后来的军阀们，都变质了。估计他们都从穷人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豪门了。”

王伯初说：“是的。这也是我看不惯这些人的原因。就说陈中谟的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小军阀张鸿远，贫家出身，现在是本地豪门了。回来后带回很多财产，现在南北生意很多。”

强霖说：“这就对了。不然拿什么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他们的生命意义就是这个。”

左娜、显屿、过之庄不禁叫绝，强霖的逻辑如此之强，看来确实是事实。难道真的是中国的文化的过错么？

左娜问：“我们怎么不能发展自己的逻辑呢？”

强霖说：“显然，我们的逻辑是被选择地过滤掉了。历史上我们有很多好的思想产生，或者我们没有好的思想，也能移植一些好思想来。耶稣不是西方人，是中东的，被西方移植走了。”

显屿说：“你的意思，我们选择的有问题么？”

强霖说：“是的。耶稣思想本质上是民主的，所以我们的皇帝和他们御用的皇家思想者，是不敢选择这些思想的。你看，我们历史上的保甲制度、还有里、甲制度，都是对人进行管理的。从上到下，完美无缺，如果没有天灾，人们很难反对集中的权利。”

王伯初说：“摊丁入亩以后，只是对财产收税，不再盯着人不放，否则人们是不能随便离开土地的。”

强霖说：“是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王土进行统治，莫如理学。只是灾荒、流民、暴君总是出现，弄得中国的朝代总是变迁。但绝对不是民主的思想变迁。你看，张鸿远，绝对不是民主的典范，梦想着统治一方而已。”

王伯初说：“我们中国的农业，是封建的，还是资本化的呢？这个说法现在总是争论。”

强霖说：“强权的，黑-社会，流氓的。不是封建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但也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在于强权，缺少公理的。强权怎么选择，就看他们的方便。”

王伯初若有所悟。有权者开明与否，这个无法决定，也就是说，权利自由太大。他说道：“我的体会也是这样，我们中国的有权者限制太少，权力太大。”

强霖说：“任性的权利，让什么事情都是模棱不定。强权者自由，就是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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