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红小鬼 三四四章 社会主流要清明

强霖的声音继续在空间震荡，也在几个人心中震荡。

“所以，庚子赔款就是一个悖论，是将中国拖向异教徒国家的悖论。我们停止庚子赔款，是让上帝之光在中国显现，而不让你们违背殉教的基督圣徒的本意，让帝国主义分子利用这些圣徒的牺牲从中得利。你要听清楚了。”

“其实，中国为了这些传教的基督圣徒，也牺牲了很多人。攻击使馆，应该最先到感惭愧的，就是外务大臣。是的，我们的外长，外务大臣许景澄，他感到羞耻。但他尽职了。他明知是死，也仗义执言，被杀而不屈服。随后的大臣，也都是明知是死，而挺身而出。五大臣慷慨赴死，这也是中国的一种精神。他们肯于殉职，也是圣徒。”

“至于赔偿，如果单纯的战争，还好说清楚。问题是与传教纠缠在一起，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圣徒也不是圣徒，暴民也不是暴民。你能清楚么？中国学者对义和团的评价，一个文人总要变化几次，就说明这个事情与传教扯到一起了，反而暴民不能完全成为暴民，那么圣徒还是纯粹的圣徒么。造成混乱的，就是庚款。”

“还有，我们南方几省是和平互保的，同期也没有什么大规模发生传教士被杀的事件。但你看看南方农民的困苦生活，政府无力救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要偿还庚子还款。这显然是不公平。还有那些保护过传教士的人们，他们也在还款。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犯过什么过错。他们没有杀过，有些还保护过基督徒。”

“你们还要他们感谢你们的救济。你们的留学生基金，你们的文化交流基金，都是中国人自己的血汗。你们的圣徒之血，换取的中国人民的血汗。不是你们现代基督徒的恩典，而是你们现代基督徒的罪恶。”

“所以，我们不愿意继续引起中国价值观扭曲的庚子赔款。如果引起战争，我们中国新一代的基督徒，愿意作为战士，为了中国基督教的护教而战。”

“你们可以杀死我们这些觉醒基督徒，那么，中国的人们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中国需要自己的圣徒们。”

阿班和左娜只是记录。外交部次长吴晋，是张汉卿的秘书，也是老帅的外交顾问。心情很激动，这是老帅的义子么？差不多是亲生的啊。前年大帅果断停止比利时的《辛丑条约》附属条约，那是外长顾维钧建议的；去年到使馆区抓李大钊，却是自己执行的。那时候自己是大元帅府的外交处长，不是政府和顾维钧政府的次长。顾维钧总理兼总长是不可能同意在使馆区抓人的，他们是程序重于正义的人，自己是背着政府的。

强令庸这个讲话，肯定也是不被外交部同意的。但是敢于说出来，就是中国爷们。南方人打死他们也不敢说，所以这个就是大帅的亲亲儿子啊。

强霖话说回来了：“请你一定不要多想，这里就是话中的意思。对于由于中国法制不行、官员腐朽、安全不能保证等等，你们要实行租界、租界驻军、铁路保护、教堂特权、领事裁判等等，我都十分地赞同。这些租界也保护了中国很多不同见解的公民，和可能遭到迫害的革命者，官员和皇族。但是，这不等于要中国人来承担你们的传教损失，贸易损失。风险不应该全是中国人的，上帝也并不全是白种人的。他是无限的，万能的，博爱的。”

阿班不能这样报道出去，他要尽职。问题还是要问的，怎么回答就不是他的问题了。

阿班说：“您怎么看基督徒牺牲的赔偿？"

强霖说：“基督徒的牺牲，不是赔偿能够结清的。人们所犯罪恶也不是报复就能够让他们赎回罪恶的。只有这些暴徒认识到上帝对他们的拯救，才是真正的赎回自己的罪恶。作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不是上帝的政府。所以不能超越人民的信仰去做事。只能按照民事赔偿标准去做。”

阿班说：“军费您认为不应该赔偿么？”

强霖说：“中国是一个上帝遗忘的国家。基督徒传上帝的福音，是上帝的事业，采用教会的规则。你们作为世俗的国家，要保护人民，自然是自己国家出军费。从世俗法理上说，这些传教士并不是中国请来的，自然不会为他们支付他们所在国家保护他们的军费。”

阿班说：“所以，您认为不应该赔偿这部分军费？”

强霖皱起了眉头，他说：“这件事情比较麻烦的是，当时有些当地政府，和中央部分军队参与了对基督教徒的屠杀。而各**队显然有针对这部分军队的局部战争。作为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其作为，自然由中国人民承担责任。”

阿班说：“所以，您才说重新核算庚子赔款，而不是说完全否认庚子赔款。”

强霖说：“您是一个很有逻辑思维的记者。你的理解力让我感到谈话轻松多了。这是一个涉及到基督教传教伦理的问题。你们的军队已经报复了那些坚持对平民屠杀的官员，他们付出了他们最大的代价，有些是满门自尽。责任最大的中国皇室，皇宫的一些珠宝也作为你们的军费抢走了。这些我们都要计算进去。”

阿班说：“您简单地说，怎么样才能厘清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

强霖说：“很简单。停止军费赔偿。因为不是一个全中国人都认同的战争，尤其是南方、山东都没有参加的。这就是平津和东北地区的局部战争。所以这个战争由全体中国人来赔偿是不合适的。最好的办法是，再来一场战争，你们八国再凑军队上来，这次没有传教士的伦理纠葛。我们中国领土上所有人都会参与，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那时候也就不用谈赔偿问题了。因为那时候你们就是这个土地上的主人了。用这种办法，我们全体中国人也全都认同输了或者赢了，不会有太大的分歧。”

阿班说：“是的。您的要求是很明确的，您为什么提这个要求，或者说发表这个谈话。”

强霖说：“真理和光。我不能忍受中国人的价值观扭曲。这会让中国人落入异教徒的怀抱。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有责任厘清帝国主义和上帝，是有区别的。传教士的牺牲，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是你们人为的造成的关联！这种关联，人为的扭曲了基督教价值观。正是我要把它拆开的，拆穿它。上帝的是上帝的，帝国主义的是帝国主义的。让中国人真正沐浴到上帝的光芒。”

阿班无话。他已经尽职地为西方读者问了所有的问题。

这是他在中国最难的一次采访。他的报道一直就事说事，坚持不说假话，不被收买的又良心记者。他与胡适博士一个风格。这次的经历，使他对中国问题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思考。他抨击的中国丑恶现象，有多少是西方人造成的？

强霖的这次谈话，是他最近研究的结果。

后世1938年赛珍珠传教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中重要的原因，她揭示了中国农民对传教的真正看法，这里面有很多是中国农民们的切身体会。其中的现代逻辑是被诺贝尔文学奖认同的。如同罗素哲学在1950年才获奖。

现在是1928年末，赛珍珠已经写完第一部《大地》。她的观点就是传教完全被农民弄拧了，应该停止。当然她的见解不一定对，她还是年轻的传教士，30出头。他的父亲长期在中国传道，是金陵神学院的院长。实际上的一个大学者，精通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他研究后，认为世界文化是相通的，地位同等的。

不要以为所有人都赞同赛珍珠。江亢虎、鲁迅、陈独秀等人都会批评她抹黑中国人的道德水平，美国文人说她技术粗糙，实际上没有采用意识流等心理学成果，只是描述事实。胡适、林语堂等白话文写实主义者还是她的好朋友。

这一时期，反思西方传教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传教士，其中还有：雷鸣远：他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遣使会的排挤。雷鸣远干脆加入了中国籍。

真理和光，总是藏在深处，藏在这些民间的智者的思考中。

强霖试图让这些真理的探索，成为社会的主流。不能让西北杨忠等人的水浒文化总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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