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红小鬼 三一四章 北方的一李三张

张恺荫的客人是张崧年（崧同“嵩”），即张申府，字申府。数学家和哲学家，北大毕业生。他也是红党早期领导人，1893年生，比张恺荫大4岁。

值得一提的是，张崧年比后世大家都熟悉的毛大人大几个月，他们同年。却是张崧年当过几天毛大人的上司，并数落过毛大人。毛大人在北大不开心，积累的怨气很多，但大部分是冷遇而已。直接冲突的也就是与张崧年这个老板。但毛终生反对大知识分子，并不全是源自北大时期的冷遇，也有源自天下大同的无政-府的主义学说。这些学说还是来自这些大知识分子的。

所以，后世清华系的典型右派罗隆基等人，还是把毛大人归在北大系出身。这个确实是的，毛不仅做图书管理员，还是旁听生，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张崧年等人，还有好多教授，都指导过他。因为他总是去拜访各位教授，好像当时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

蒋校长见强霖来了客人，就要告辞。他是教会个别资助的，如同石美玉、康城康爱德、英千里骥良等人一样。不是清华系，但与北大系统的不是很熟悉。虽然他年龄与他们差不多。他1895年生，比张崧年小两岁，比张恺荫国涛大两岁。中学即留学美国，基本上不熟悉这些党人。跟张恺荫也是在教育部见过几面。

强霖给大家互相介绍一番。二张赶快说久仰久仰，蒋先生你与胡适胡大哥是铁杆。我们正好一起交流一下各自所得。蒋廷黻很忙，但看在强霖的面子上，也与大家落座。

左娜给大家调咖啡。因为没有速溶的，所以还要现煮，不过她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尤其是在南方的租界酒店里受过外国侍女的服务教导。

跟随张恺荫进来的还有比尔李和袁三，两个人常来，就自己照顾自己，坐在旁边。袁三现在也能听听这些大学问家的谈论。

张恺荫先开口说：“张教授是我们红党的老资格，也是罗素，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威廉-罗素的研究者。今天是回到北京看看我这个老同学，他现在是南方的大夏大学的数学和哲学教授。”

强霖说：“欢迎张教授北归，我在南方红党里面听到过您的事迹。你在法国的中法大学还是给陈毅他们不少帮助。”

张崧年很潇洒，比张恺荫的儒生模样更有现代的气派，他说：“我是到你这里看看，北方是我的家乡，但是这里的环境我不太合适了。南方或许能够暂时栖身。”

强霖没有接这个话题。他问道：“我想听听你们创党那一段的故事，怎么经过五四以后，就会选择共-产主义呢？”

张恺荫说：“要说这个话题，还是申年兄清楚。当时我们北方“三张”还是申府兄为长，泰来（太雷）老弟还小我一岁呢？”

强霖说：“北方的三张一李，一李三张。听说过这个故事，就从这个讲起吧。怎么就有这个机缘大家一起创立红党。”

张崧年有些迟疑：“说这种话就太长了。况且大钊先生已经故去了。我自己是数学系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学生。通过同事介绍，认识大钊先生。所以我与泰来和恺荫当时还是学生不一样。我与大钊打交道的时候，已经是同事了。”

张恺荫说：“这是五四时期前两年的事情。陈独秀是文科大学长，也叫门长。经常与大钊见面，所以崧年兄也就认识陈先生了。”

张崧年说：“是的。大钊还兼任图书馆主任，我经常帮他代理图书馆事务，他去到处宣传革命。后来我们三人一起创立了《每周评论》和《新青年》，都是我在做编辑，他们不太管这些事务工作。这两个刊物，后来证明，十分有影响力。再到后来的“五四运动”，我们就一起策划了。”

强霖知道，图书馆时期，就是他数落毛大人的时期。具体的事情应该是图书卡片让毛重新填写。直隶河北的张崧年很难听懂南方湘潭乡下韶山话，两个人的交流可以想象。

蒋廷黻也感兴趣了，他不明白中国这段历史。这个时期他在法国参加教会的服务团，给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劳工提供服务；战后回到美国上哥伦比亚大学，也就是战后和会。正是因为这个战后和会上，日本要继续占领青岛，才引起的五四运动。1919五四运动的人，打了1915年袁世凯时期签署的“二十一条”，实际上签署的是谈判后的“十四条”。因为日本在战后要维持的还是“十四条”，所以人们找到并暴打了失去袁世凯保护的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实际上1915年执行签署的人是外长陆征祥。1919年五四当时，又在巴黎主持战后合约谈判。碰到的是梁启超组团在巴黎的抗议队伍。

蒋廷黻当时还在法国帮助劳工，他知道陆征祥是民国首任外交部长在谈判。蒋廷黻研究外交史，也知道现在陆征祥已经在比利时出家了。蒋廷黻认为值得一记的是，陆征祥的恩公和上司许景澄外务大臣1900年庚子之乱被慈禧杀了。他冒死上书慈禧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慈禧大怒，许景澄被定“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罪名；7月28日，与袁昶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这里可以对比五四时期的政府活动与民间的活动的反差。许景澄接手处理的是《辛丑条约》执行问题，让自己的徒弟陆征祥记着这个耻辱。陆征祥是中国外交官职业化的初始提倡者，他还是签署《十四条》，俗称《二十一条》，实际上是政府和山东省的仕绅请愿团要求他签署的。再到1919年的时候，他在巴黎不肯签署，但显然也不能拒绝。拖延到最后由顾维钧善后。此后就不再回国，陪同病妻回比利时老家，妻死出家当修士。

当时陆征祥对下属顾维钧说：“弱国无外交”。同是基督徒和基督徒家庭，他的心路历程可以想象，但难以言表。

蒋廷黻恢复心情，继续倾听那时候国内的忧国忧民的学子们，是怎么为国家奋斗的。

张崧年说：“张泰来那时候是共产国际魏金斯基的翻译，张恺荫是大钊先生的联系人。我则是负责宣传这个阵地，还有代理一些接待等任务。总之他们都是外面联络任务多，我是内务宣传。我这段时期还在研究罗素的数学和哲学，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活动家，是一个学者。”

张恺荫说：“崧年兄与陈公博差不多，总是有自己的思考，与他们谈得来的也都是大学问家。我们则要联络更为普通的阶层。现在成为普罗大众，也就是无产阶级。”

张崧年说：“我受波兰特-罗素逻辑哲学影响，也受他们的自由主义影响，追求思考和人生的自由。并没有多少目的性。说起自由主义，其实大钊等人也是这些思想信徒，但是他们更为注意社会的改造。”

张恺荫说：“是的。说起自由主义，大钊先生的思考来源，最先是另外一条线，就是江亢虎这个思想家。江亢虎思想来自日本河上肇，河上肇来自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哲学来自俄国巴枯宁，巴枯宁来自法国普鲁东，普鲁东来自德国施蒂纳，施蒂纳来自德国黑格尔青年派系的“自由人集团”。施蒂纳与恩格斯是很熟悉的朋友。普鲁东则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论争对手。”

强霖说：“听起来，法国普鲁东是一个重要节点，他的观点发散给俄国流亡者。”

张恺荫说：“是这样的。普鲁东主义实际上就是无政府主义，他创造一个“安那其”（an-achy）一词表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也是与自由主义难以区分的概念。实际上就是绝对水平的意思。在社会中，谁也不能比谁高。”

袁三突然插话说：“他的绝对水平，可以理解为无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也无学校校长等传统体制，家庭呢？社会最小的组织细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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