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疆臣。 第五十九章 乾隆六十年

乾隆六十年的正月，与过往并无不同，无非就是些宴会、祭礼之事。乾隆眼看自己登基已经整整六十年，也连下诏旨，蠲免了不少钱粮漕赋。眼看正月也无大事，之前但凡设宴、行礼均需参与的皇子、皇孙们，也有了不少清闲时间。

这一日南三所中，永琰所居偏殿也难得的添了一顿火锅，永琰居于正中，他的两位王妃，一位嫡福晋，一位侧福晋分居两侧，永琰对面的是自己十四岁的儿子绵宁。这一年来，永琰和永瑆都有不少公务，是以这样一顿家宴，却也难得。

眼看锅中蒸汽渐浓，一家人却也和乐。忽然，一位太监轻轻敲了敲门，呼道：“嘉亲王！”永琰刚刚起身，却被嫡福晋按下，嫡福晋喜塔腊氏走得出去，问了几句，便回来道：“也没什么大事，皇上那边当值的呼公公到了，又送了一个箱子。按你之前的吩咐，若是他带来的箱子，便只收着，拆也不拆的放好就是了。”

“如此甚好。”永琰神情自若，若无其事的从锅中挑了些青菜羊肉出来。

“只是我却不明白。”喜塔腊氏道：“这呼公公以前与我们联系也不多，却怎的从去年夏天开始，一连给我们送了这么多次礼物？加上这次新年的，都四次了。哼，说是元日贺礼，呼公公在宫里当差我看十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送元日礼呢。”

当然，呼什图的背后是什么人，一家人都清楚，喜塔腊氏这样说，其实问的就是和珅。

“姐姐且莫着恼。”一旁的侧福晋道，与喜塔腊氏略显满人英武之气相比，这位侧福晋钮祜禄氏这年年方二十，面庞圆润，声音也自柔顺得多。“姐姐且先想想，今年皇上早已定了一件大事，便是要决定太子人选，来年新君就要即位了。想来呼公公也好，宫外的人也好，总是有些人得了风声，想着提前准备些什么吧？”

“那你说……他们觉得永琰是未来的太子？”喜塔腊氏虽然想到自己丈夫，却有些不相信，道：“永琰，我倒是想着，咱们做个亲王，等着明年出宫分府，那样多好。你说你平日沉默寡言的，却怎么去做太子，做皇上？再说了，不说别人，就朝中那些旗人世家，我看更喜欢的也是你哥哥。前几日娘家人进宫来看我，没想到就连他们，手里也有你哥哥的诗集。也不是我说你，眼下就是京里这些旗人，不说肚子里有多少墨水，附庸风雅的总是不少，你平日连诗作我都没见过，却怎么和他们做君臣？想来这呼公公也是糊涂了，送了这些礼，只浪费他家银子。”

“做个亲王，出宫分府，我看也不错，其实我和皇兄早就商量过了，谁做这个皇帝，都是一样。”永琰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永琰，我说让你出宫分府，是我实在觉得皇阿玛不会把皇位传给你了。你却如何？自己一个劲想着往后退？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和你哥哥比个高下出来？你们都是一个阿玛，那额娘呢？你额娘原也是汉人，二十年前我嫁你时，人家都说你额娘最得宠呢。他额娘却是谁？怎么你眼下赋诗作文，竟还不如他了？”

喜塔腊氏虽也是旗人，却并非旗人世家，家中父祖官品都不高。正因如此，她性子比较直率，常常直言不讳，永琰也知道她脾气，向来优容不问。她与永琰感情也深，只是有时想着永琰处世太过随和，也不免唠叨几句。她所言永琰与永瑆生母都是满洲旗人，可永琰生母魏佳氏是由汉军旗抬入满洲旗，永瑆生母淑嘉贵妃金氏却是朝鲜人后裔。而且金氏比魏佳氏早去世二十年，按理说也是永琰的母亲魏佳氏更受乾隆宠信。所以喜塔腊氏说到兄弟二人过往，不免为永琰抱不平，觉得他不争气。

永琰依然不太在意，笑道：“爱妃，阿玛十七个儿子，活到如今的，也就我们四个了。我若再和他相争，又伤了和气，阿玛那里，我也过意不去不是？”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按住了喜塔腊氏的左手，暗示她无需着恼，喜塔腊氏也深知丈夫脾性，回以一笑，以示方才只是一时气话。永琰看着绵宁，也道：“绵宁，最近上书房课业如何？《论语》可讲过了？阿玛来问问你，答上来了，阿玛多给你些肉吃。”

“阿玛，《论语》已经念完了，过几日上书房要讲《孟子》了。”十四岁的绵宁答道。

“那好，阿玛问问你，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老师是怎么讲的？”永琰道。

“嗯……记得老师说，人大多都有争斗之心，之所以有，是因为道德和气度不够，若是有了道德和气度，就不会与人相争了。如果外人一定要君子去争什么，那就去行射礼。射礼有胜负，胜者揖，负者饮，即便败了，也有颜面……”

“嗯，说得不错，圣祖皇帝《日讲》，便是这番道理，自当代代相传了。来，你那边的肉，自己挑吧。”永琰对这一番话自然满意。

“王爷，我没听过日讲，只听家里人说过这句话，当时我就觉得，这话不对。这射艺比试，怎么就不是争了？射艺必有胜负，为了争胜，便要潜心修炼射艺。这修炼射艺，难道就不是争了？只不过，是在和自己争，可你和谁争，不还是逃不出这个字吗？倒不如活的痛快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喜塔腊氏道。

“爱妃若是非要这样理解，那也由你。”永琰依然带着微笑。

“姐姐，妹妹这里却有两首诗，不知姐姐可否听闻过。”钮祜禄氏笑道：“福海御园东，瑶台峙水中。三山连阁回，万顷漾波融。映日晖珠阕，凌霞接阆风。玉京欣可到，灵境一舟通。”

“还有这首：‘乍转青阳明庶风，溪边御柳入春融。叶凝嫩碧舒烟里，丝袅轻黄蘸水中。摇曳韶光铺上苑，纷敷丽景遍皇宫。莺梭燕翦非虚掷，又起三眠识旧丛。怎么样，姐姐可知，这两首诗出自何人之手？”

“这……”喜塔腊氏也不禁一阵犹疑，道：“我看过他哥哥的诗，只觉风格并不一样。这诗运笔细，意境也美，只是我却看不出是谁所做。难道是绵恩？咱们和他往来不多啊？妹妹却又是如何得到这两首诗的？”

说到这里，永琰和钮祜禄氏都不禁笑了出来。

“好啦，今日就不谈这些诗文词句了，一家人聚在一起，也不容易，还是快些吃饭吧。再这样下去，肉和菜都煮烂了。”永琰笑道。

喜塔腊氏看着永琰，却觉得他脸颊之上，竟然有一丝淡淡的红色，也不知是火锅太热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日子，也很滋润，太子新君之事，埋头空想也毫无用处。

而这个正月，阮元也需要完成最后的主试工作，如无意外，这年八月，阮元这一任学政就将到期，到时候或归京任职，或继续到别省做学政，都有可能。但无论如何，最后一部分主试事宜也要先办妥才是。眼看鲁南、鲁东、鲁西以前都有涉足，这一次他们要去的即是鲁西北的东昌、临清、武定几座州府。

这次主试，有钱大昕和武亿在侧相助，各地的生员取录，倒是比之前快了许多。武亿深感阮元相聘之恩，也将自己所知金石之学倾囊相授，那《山左金石志》的编定，也渐有眉目，只是山东金石文物甚多，即便武亿精于此道，一一校理，也只说一年半载方能成书。阮元自也不在意这些，平日有了闲暇，也自己参与整理编辑，便是许多州县当差办事的典故，也顺带听武亿讲了不少。

这一日东昌府的主试之事，终于完毕，杨吉日前已在运河之畔探察过了，得知运河已经解冻，一行人便商议着去雇船，沿着运河到张秋镇折而回济南。可谁知到了雇船这日，各人来到码头，却只见运河之上，舟楫敝天，可运河畔的数处码头，只有寥寥数只摆渡船，竟一艘可用的客船都没有。

阮元等人见了，也都疑惑不解，杨吉看着，更是心急，便走到码头之上，正好这里还有数个船夫闲来无事，坐着看守码头。杨吉便找来一个船夫问道：“这位大哥，前日我来这里时，你们的人说运河已经解冻了，即日便可放船，这今日我们来了，却怎的见不到一艘渡船了？”

“这位兄弟，运河上那些是什么船，你却不知道的？”船夫问道。杨吉来时也没听说河上还有其他船只，便摇摇头。

“那些是南面来的漕船。”另一位船夫道：“今年也不知为何，漕船这个时候就到了，往年要再等好几个月呢。这漕船过来的时候，又说其中有几艘船，因在中途搁浅，动弹不得了，只好让我们出了些船，说帮他们先运到临清，他们换了船再送回来。所以啊，这边大概四五天里，都不会有去济南府的船了。”

杨吉无奈，只好回到岸边，将事情告诉了阮元，阮元听了，也想不出好办法，道：“若是这样，再等三五天却也无妨。换了陆路，多花是时间还是要多一些，只是……”忽然，阮元想起一事，向武亿问道：“武先生，在下记得去年朝廷有诏谕，皇上今年登基满六十年，因此普免今年一年的漕赋。若是这样，今年当不会再有漕船入京了，却不知为什么，这漕船在下看来，一点不少。而且还要赶在二月中旬往京城走呢？这再往北去，只怕有些河道还未能完全化冻啊？”

武亿想想，叹道：“伯元，你毕竟为官日浅，漕务、州县之事，知之不多。这十余年间，庶政日渐困顿，苛捐杂税与日俱增，更何况做官的人又……老夫年轻时所见那个盛世，早就是过去了。普免钱粮，在老夫年轻那个时候，也曾有过，当时百姓是真的不用再多交粮了。可眼下，很多事都大不相同了。”

“这些漕船上的人，究竟怎么想，我不知道。但这番场景，我也见得多了。无非三种人，其一，乾隆五十九年，漕粮上便有了亏空，此番漕粮虽然普免，可还需补去年的缺，于是多征了这些。其二，今年漕粮虽然不用交了，可嘴里却说，万一来年荒歉，征收不及时，却又如何？却也不管明年荒歉与否，只先把这漕粮征了……唉，吏部那边，还得给这些人一个勤于任事的评语呢。还有，便是为了邀功，含糊其辞之辈了……”

阮元不解，问道：“这邀功先生前面说了，含糊其辞，却是怎么回事？”

武亿道：“这漕粮征收，历来有加耗一说，收一石漕粮，往往加征定例便是二三斗，有些地方推称雇船使人不易，还要再行加征。你看正赋是一石，或许有些地方，加耗也快到这个数了。这诏旨只说普免漕粮，又没说免的是正项还是加耗，有些地方便只免了正项，这加耗却照收不误……当然了，普免漕粮，本身总是个好事，总是少征了些粮，比一成不变好。”

杨吉也问道：“这些个混蛋，为了自己的顶子，百姓的命都只当作柴草吗？可为什么却是现在来运粮，现在北方只怕，有些河道还走不通呢。”

武亿不答，默默数着河上的漕船。钱大昕却道：“官场之上，欺瞒之弊早已有之，他们对下面是百般找理由搜刮，对上面，也有理由。眼下北上，有个最好的理由，便是去年漕粮，征收时多有耽搁，直到这一两个月，方才完数。也可以说，漕运河道，多有淤塞，是故晚行了几个月。总之理由是从来不会缺的，朝廷那边，却又能怎么办？智虑忠纯？竭诚为公？不辞辛劳？也只有这样回答了吧？”

武亿数完漕船，又道：“想来这一批漕船，总数却也不算多，若是明日后日，不再过船了，那说明百姓今年日子还能好些。若是越来越多，那这有漕赋的七省……唉……”

一行人想着，心里都不是滋味。所幸第二、三日，过来的漕船都不算多，看来还不是最糟糕的局面。

五日之后，聊城终于又有了去济南的客船。只是这日夜里，阮元却心思重重，他们一行住在聊城府学，府学里有个小院，阮元便在院子里找了把椅子，想着坐下看看夜空。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道：“伯元，睡不着啊？老夫看啊，你这才三十二，有些把持不定，也是常事。可是你以后呢？若是因为动情，伤了元气，只恐损了寿数。哈哈，伯元，你可还没有亲生孩子呢，你不希望儿子们还没长大，就没了爹爹吧？要说朝廷里的弊政，其实可不止一件两件呢。切记，着急不得，元气充足之时，安心思考一番便好，功夫在平时，不在一日两日。”阮元回头看时，却是钱大昕到了。

看钱大昕手上，还有个折椅，阮元连忙起身，向钱大昕拜道：“辛楣先生，不知先生大驾光临，却是我疏忽了。”说着，便要把自己的躺椅让给钱大昕。

钱大昕看着阮元，也不禁笑道：“伯元，我知道我若是不坐这个躺椅，你必然会更谦虚。好吧，今日我也不客气了，后面说正事要紧。”说罢，便坐上了躺椅，也不躺着，只是坐在其上，让阮元坐了折椅。

阮元看着钱大昕这般诙谐，知道不能再出谦辞，便坐在了钱大昕带来那折椅上，问道：“辛楣先生所言正事，却不知是什么了，还望先生赐教才是。”

钱大昕望着夜空，也不禁叹道：“伯元，眼下弊政确实不少，可若是想解决这些，却只得抽丝剥茧，从头开始才是。你说，若是这主政之人，都不愿意兴利除弊，你却又待如何？你心忧百姓，眼下这许多地方督抚藩臬，和你一样想法的，又有多少？”

阮元想想，也道：“先生所言甚是，只是这天下，八总督十六巡抚，这许多人，想一时调整过来，却哪有那么容易啊？”

钱大昕道：“伯元，眼下大清之疾，不在四肢躯干，而在腹心。你且想想，若是一个人，手足受了伤不能动弹，这样是否便救治不得了？不是，可若是一个人心中，全无自救之意，那再小的伤口，只怕也会化脓、溃烂，若是伤口原本就不小，那便会危及性命了。”

阮元也能猜出钱大昕所指，当是和珅，是故点头不言。

果然钱大昕续道：“想着你我进京那年，和珅升了大学士，到今年，正好十年了。十年的时间，多少敢言直谏之士，报国无门。多少逢迎贿赂之人，得迁高位。也就是这一两年来，天下暂无大事，若是有了大事，这些逢迎谄媚之人，却又能有什么作为啊？”

可接下来钱大昕的话，却让阮元不禁动容：“若只是那些德薄无行之人，贿赂公行，倒也罢了。其实老夫最不愿看到的，是你我一般的读书治学之人，竟也开始，渐渐对和珅有所进献了。若是老夫不认识的人，老夫装作看不见就是，可这其中一人……唉，就是当今的山东巡抚，毕秋帆啊！其实当日他请老夫与他一道参修通鉴，老夫便存了这个疑虑，一时未往。后来想着修史之事，不能因小失大，又想着你也在山东，才如此过来。可不想今年一过年，他竟也给和珅备了那许多礼物……那一日，老夫也是第一次，和秋帆他争辩了半日……”毕沅字秋帆，钱大昕这里是以字称之。

阮元之前对毕沅向和珅送礼之事，也有耳闻，可这日听钱大昕说了，才知道这是千真万确，也不禁安慰他道：“先生，我与毕大人也见过面的，看毕大人神情爽朗，不觉得他是虚伪之人。或许……其中另有隐情，也说不定呢。”

钱大昕道：“或许是吧……当日我也曾和他激辩，他说他给和珅送礼，只是为了让和珅放松警惕，不再为难自己。老夫便质问他，若是做官都要似你这番反复捉摸，那这官你不做了，辞官回乡最好！也省得在和珅面前，受这许多气。可他却说……却说这《续资治通鉴》，他已致力其中二十年之久，宋辽金元史事原本芜杂繁多，他督抚任上又有俗务，却是如何编修至此？便是因督抚一任，有万两以上的养廉银，他自己将不急之务裁抑一些，便有了银子，遍请名士参与其中。若是没了这笔进项，他又哪有财力编定这二百余卷的巨著去？还说……俯仰平生任侠名，峥嵘身世剑孤横。渊深峻岳空今古，二十年前心已平……老夫想来，他也是万不得已，才不得不如此吧……或许，这天下为官士人，风气败坏至此，或许老夫也有过错。”

钱大昕当日与毕沅激辩之事，他虽说了这些给阮元听，却没有告诉他，那日毕沅以续修通鉴之事相辩，后面还有几句话：

“辛楣，你我都清楚，司马温公《通鉴》修成之后，整整七百年，再无上等的《通鉴》续作了！宋辽金元四史，原本繁杂不易修订取舍，若是拿不出二十年心血，寻得一批精于史事的士人详加修订，这书是修不出的！辛楣，我知你治史一生，一个最大心愿便是重修《元史》，可你一个人辛苦修了这大半辈子，到了现在，也只完成了一半。我若没有这许多人力财力可用，又怎么修出这部《续资治通鉴》来？若是这书最后得以修成，使治史的士人免了终日研读四史之苦，这难道不是大功一件吗？辛楣，我想，这也是你的心愿吧？”

钱大昕一生治史，一向有两个心愿，一是重修《元史》，二是续修《资治通鉴》。可他学问繁杂，用于修史上的时间其实有限，终其一生，《元史》一事也只完成了一些补充的表志和部分列传，这个心愿终是未能达成。直到民国时学者柯劭忞修订《新元史》，有清二百余年学人续修之愿，方才圆满。可时过境迁，随着近代史学的发展，初始史料的价值开始得到加倍重视，旧有那部被清代学者看不起的《元史》，反倒成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重修元史一事，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了。

但不管日后发展如何，至少这个时候，钱大昕一直以《元史》未成为憾。反倒是自己时常不满，逢迎于和珅的毕沅，完成了自己另一个心愿。而且毕沅续修的《续资治通鉴》，他已然全部看过，这书于史料裁剪取舍之间，颇为精当，语言也算精炼，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通鉴续作。想到这里，他也不忍心再批评毕沅，只是叹了叹气，便即离去。想来自己与武亿不同，是个心有拘执之人，面对少年时立下的这番志愿，自己竟是有些抬不起头来。

想到这里，也只好和阮元说：“伯元，秋帆那个人，你在学术上与他多加探讨，必有进益。至于其他，就不要效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