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开局请朱元璋退位 第二百四十一章 朝廷大调整！锋利的刀！

杨士奇和姚广孝皆微微错愕。

明初国家新建不久，各项规章制度皆还在探索阶段，各部门的权力调整也非常普遍。

不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先入为主，以为六部都有固定的职权范围，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而这个权力范围，看他们的名字就知道了。

事实上，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

同为刑部，朝代不同，职权范围相差很大。

隋唐时期，大理寺审判犯人，刑部复核。

到了明清，则截然相反，刑部审判，大理寺复核。

即使是在同一个朝代，不同年代，不同皇帝治下，职权都是天壤之别。

朝廷对各部权力范围进行调整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要将刑部一分为二，新设法部，如此之大的变革，还是极为罕见的。

朱允熥对此早有腹稿。

“审判之权，移交法部，刑部只负责抓捕犯人，无权审判。”

虽然这个时代有三法司会审的制度，但在实际上操作中，除了朝堂上极为瞩目的大案要案，一般的案子，刑部基本上就定下来了。

所谓的死刑都必须经由大理寺复核，都察院全程监督，基本上形同虚设。

在判案审案上，刑部发挥着最为核心的作用。

但在朱允熥看来，抓人，审案，定罪，全程操之于一个部门手中，多少有点太远于儿戏了。

在这种制度下，如果一开始抓错了人，后面多半是不会认错的，而会将错就错。

如此一来，冤假错案必定不少。

将审判权从负责抓捕的机构和人员手中剥离，是至关重要的监督措施，也是最有效最彻底的监督。

其他的巡察，检查，都远远比不上。

不仅仅中枢需要如此，地方也一样。

“都按察使司亦一分为二，另设法司，专司审判。”

“府衙则设法科，县衙设法房，负责审判之问。”

“法科亦如同刑科一般，既受县衙管，亦由法司辖制，双重管理。”

“日后审案判案，原则上地方主官，皆不再介入。”

“无特殊原因，地方主官不再升堂审案判案。”

“若事出有因，要详细记录在册，上报上级，陈明原由，并留好档案，以备复查。”

“除此之外，凡擅自介入审案判案的地方主官，一经发现，严加查处。”

“为杜绝冤案，法部可另外派遣法官外出巡回审案。”

“外出法官不受地域限制，可纠正地方上的冤假错案。”

……

朱允熥将自己的方案，细细讲述。

对于双重管理，他也做了详细的解释，基本上就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在此之前，中枢对地方部门从来没有进行过垂直管理，地方上的权力，都在地方主官手中。

进行垂直管理，无疑是极大的改变。

至于办案与审案分开，以杨士奇和姚广孝的聪慧，自然是一听就懂。

听朱允熥说完，杨士奇赞叹道：“太孙殿下考虑得极为周到，这个法子甚好。”

姚广孝道：“办案审案分立，天下冤狱，可少七成。太孙殿下此举，善莫大焉。”

事实上，古人并非不知道办案和审判要分开，要不然，朝廷也不会有三法司。

但在地方上，为了方便，还是一直合在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上所有事务都是主官一把抓，分开没有意义。

朱允熥用垂直管理的办法，相对加强其独立性，又禁止主官随意介入，性质就完全变了。

办案和审案判案，才能实现。

一方面，地方主官的任何介入，都有文件和档案呈交上级，说明原由，这也使得他们不敢随意介入。

另一方面，案子不是地方主官审判的，但地方主官仍然有监督之权，一旦发现有冤假错案，地方主官就会主动纠正。

这与自己审判，推翻自己是不一样的。

何况垂直管理后，上面的控制将大大加强，也能杜绝地方贪污腐败，或者询私情枉法裁判的问题。

“那法部的人选？”杨士奇问道。

朱允熥微微沉吟，道：“就将周志清暂代法部主官。”

“至于大理寺，其职权也进行调整。”

“日后大理寺主要负责制定律条，以及对不清楚含糊不清，有歧义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朱允熥想过让大理寺转为法部。

在历史上，也正是大理寺这一机构，最终转为了最高法院。

但考虑到垂直管理的问题，大理寺对下面的机构人员毫不熟悉，而从刑部分割出去的法部，则没有这个问题。

且刑部的人，更清楚办案人员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刑讯，用什么方法办案的，因此在审案判案的时候，反而很容易看出问题来。

大理寺则不如干脆让其变成制定律法和解释律法的机构。

古代对立法工作虽然重视，但他们往往认为一部法律制定出来了，就万事大吉了。

后世千秋万代不改。

这是因为古代长期不变农耕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朱允熥很清楚，随着自己持续不断的推进大明变革，大明大跨步走进新时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法律必须要适用时代的发展需求。

立法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现有的《大明律》仍非常粗糙，很多案件的审判，往往是以主官的道德审判为主，带来了数不清的问题。

大理寺的官员，本身就是最熟悉法律法条之人，他们担负其这个责任，也十分合适。

朱允熥阐述了一下自己对立法工作的看法。

“立法要细致，做到凡事皆有法可依。”

“用刑要谨慎，不可量刑过重。”

“另外，以罚代刑，交钱免予处罚之事，自即日起，全面停止。”

“有犯罪而需罚钱者，直接判决罚款即可，但罚款与刑罚不能两相抵消。”

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

那就是一个人犯了罪，只要交钱，就可以免予刑罚。

比如，偷盗了二十两银子的财物，按律要仗五十，但他愿意交二百两银子，便可以不用挨板子了。

只有杀人案，造反案等特别重大，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才不能交钱免罚。

这一制度，为历朝历代所采用，大明也不例外。

当然，比起汉朝，大明已经好多了。

汉朝甚至有不少官员被判了死罪，交一笔钱后，便免罪了。

大明已经对很多交钱免罚的范围进行不少限制，但仍然有不少罪，还是可以交钱免刑。

在朱允熥看来，这实在太荒谬了。

法律真成了有钱人的法律。

这一条，非改不可。

杨士奇轻轻点头，道：“太孙殿下想得周到，此项确实该废除了。”

眼下大明国库又不差钱，以罚代刑，毫无必要。

但罚款又是必须的。

有些罪，只能罚钱，也必须罚钱。

姚广孝亦轻轻点头，道：“如此安排甚妥。”

“还有都察院。”朱允熥目光内精芒一闪，道：“都察院亦要大改，原来的职责主要作为三法司之一，监督办案审案，日后只作为监察机关，主要负责监察百官。”

“加强都察院的监察之权。”

“对于官员违反朝廷法令，品德低劣等诸多行为进行监察，派出监察御史巡视天下。”

在朱允熥看来，都察院是非常有用的监察机关。

一方面，都察院皆是文官，从上到下，朝廷所有官员对于都察院监察，并不存在任何抵触情绪，天下官员的接受度很高，由他们对官员进行监察，名正言顺。

另一方面，正因为这些人只是言官，且没有除监察之外的任何实际职务，所以哪怕他们掌握了监察大权，也不可能威胁到皇权。

说白了，都察院的御史，在外面见官大三级只是表象。

皇帝要杀他们，就如同杀一只鸡一样的简单。

这与杀武将，或杀其他手握实权的朝廷大臣，都是不同的逻辑。

为什么有明一朝，皇帝仍然不是特别愿意重用都察院，反正更喜欢用厂卫呢？

究竟根源，自然是皇权与儒家文化之间的矛盾，导致皇帝对都察院言官的控制力太弱，远远不如厂卫。

言官们动辄用“死谏”来威胁皇帝。

皇帝当然不可能喜欢这些人。

但即使这样，哪怕经常与皇帝对着干，但历经许多个皇帝，都察院监察百官的权力却始终没有被废除。

因为皇帝心中也很清楚，尽管这些言官经常与自己唱对台戏，他们仍然是监察百官最适合的人选。

都察院的言官，可以跪在朝堂外面说：“皇帝，你今天必须要按我说的办，不然我就跪死在这里！”

让皇帝下不了台。

但朝臣们对这种事情，早已习以为常。

对皇帝而言，也只是面子上的难堪。

如果换一个武将，或者哪怕换一个有实权的大臣，做同样的事情，那就真要天下震动了，皇权都可能因此而陷入风雨飘摇中。

言官监察百官的好处，就体现在这里。

说到底，都察院威风凛凛的御史，实际上是一群最没有权力的人。

皇帝完全可以当他们说的话都是放屁，不予理会。

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用他们特别会喷的嘴巴，能杀人的笔作为刀剑，去挟制百官。

所以，只需加强对儒家读书人的控制，用都察院的言官去钳制百官，实际上是比重用厂卫更好的选择。

历史上，大明的皇帝都很清楚这一点。

但因为种种原因，有明一朝，没有一个皇帝彻底驾驭了儒家文化下培养出来的读书人。

没有一个皇帝与文官集团不存在深刻而尖锐的矛盾。

因此，他们明知都察院言官很好用，却又不得不用厂卫。

朱允熥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

与其用厂卫去对抗读书人，促使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代表皇权的厂卫，还不如从文官集团内部搞分裂，从而彻底瓦解他们的团结，控制这些人。

说完，朱允熥的目光望向杨士奇：“就由你去担任都察院的左都御史，将袁泰同党全部铲除，担负起监察天下百官的重任。”

杨士奇脸露震惊之色。

他自被朱允熥提拨，不久即被老朱召见，受封翰林院侍讲学士。

此后便一直在太孙殿下身旁办事，在朝中也可谓是炙手可热。

但说到底，翰林院侍讲学士不过是从五品的官职，无非是职位特殊，乃是太孙殿下身边亲近之人，才有杨士奇今天的权势。

他不过是借势而已。

他的“权势”，是太孙殿下的，并非源于自身。

就类似于后世领导身边的秘书。

但都察院左都御史，又称总宪，乃是都察院主管，掌院事，货真价实的朝廷重臣。

这便是外放重用了！

此前朱允熥给杨士奇委派的差使虽然不少，可一直是以侍讲学士的身份去督办的。

原以为自己外放，恐怕要等到朱允熥继承大位之后，潜邸旧臣，历来如此。

却没有想到，朱允熥竟让他现在去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这……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杨士奇受宠若惊道：“我在朝中的资历还太浅，骤然担任左都御史之职，只恐难以服众。”

“有什么不合适的？”朱允熥道：“袁泰犯了死罪，都察院要清洗，肃清袁泰余孽。你是我身边最信任之人，由你去做此事，最合适不过了。”

“若都察院有人不服气，或者借故与你作对的，只管将其肃清就是。”

都察院是一柄锋利的剑，但必须要绝对掌控在自己手中。

如果脱离掌控，那便会为敌人为用，反而倒伤自己。

历史上这样的经验教训，数不胜数。

杨士奇如今在自己身边也历练颇多，对朝中各项事务皆已相对熟悉，是时候放出去让其大展手脚了。

“谢太孙殿下。”杨士奇没有再推辞，行礼谢恩。

布置完毕后，朱允熥又道：“朱高煦调回京来，主管新刑部，但我身边还缺少一把尖刀，这个人，不需要有太高的品德，但一定要够狠、够毒，也足够有能力，你们可有合适的人选？”

这次经历黄子澄和齐泰搞出来的风波，他越来越觉得，自己身边需要一个帮着干“脏活”的人。

姚广孝和杨士奇显然不适合。

因为这个人，要能随时丢出来，帮自己“背锅”。

就好像老朱用锦衣卫指挥使毛骧调查胡惟庸案一案一样。

先用毛骧对付胡惟庸及其党羽，再将毛骧也处死，以平息天下怒火。

原来朱允熥也曾想过，让朱高煦充当此任。

但最后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太合适。

朱高煦毕竟燕王朱棣的儿子，是自己的堂兄弟。

税务司一事，也算是立下的汗马功劳。

因此而得罪的朝臣，也足够多了。

可真让他干一些背锅的事，并没有真正的“忠犬”那么好用。

忠犬可以让他咬谁就咬谁，但朱高煦仍然只能引导，激将……有时候会不太方便。

杨士奇和姚广孝都是何等聪明之人，一听朱允熥的话，立即便闻弦而知雅意。

顿时皆陷入了沉思。

这样的人，还真不太好找。

朱允熥便道：“也不必急于一时，待到朱高煦那王八羔子回来了再说。”

话音刚落，外面便有人来报：“太孙殿下，小王爷回京了，正在外面求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