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风云五千年 第215集：保甲制度与户籍治安化

清代保甲制的强化与户籍功能转型：从赋役控制到治安监控的制度演变

一、保甲制强化的历史动因：从明末乱局到王朝统治的重构

清军入关之初，面对南明抵抗与北方流民起义，亟需强化基层控制。明末保甲制因战乱废弛，如崇祯年间御史奏报：「保甲册籍，十室九空，徒为纸上虚文」。清朝统治者意识到，传统以「人丁田产」为核心的户籍体系（如黄册）已无法应对流动人口激增与治安危机，必须重构一套以「治安监控」为核心的基层管理体系。

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即令「各府州县卫，严饬保甲，稽查逃人」，将缉捕明朝遗民与逃奴作为首要目标。康熙初年，三藩之乱与台湾郑氏抗清活动频发，促使保甲制从临时治安措施转向制度化建设。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颁布《保甲法》，首次确立「户—甲—保」三级编制，规定：「十户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标志保甲制成为国家正式制度。

二、三级编制的制度设计与运作机制

清代保甲制的核心在于将基层社会纳入严密的军事化编制，其组织架构与管理细节如下：

1. 层级结构与人员配置

- 户：基本单位，每户需悬挂「门牌」，书明「户主姓名、丁口、职业」，每日由甲长核查。康熙《保甲条例》规定：「每户门牌，责令土着同知通判，亲查填写」。

- 甲：十户为甲，选「诚实识字者」为甲长，负责登记本甲人口变动、稽查可疑人员。甲长每月需将《甲册》上交保长，内容包括「新增人口、死亡、迁徙、来客」。

- 保：十甲为保（百户），设保长一名，由地方士绅或有功名者担任，统筹保内治安，每季度将《保册》报送州县衙门。乾隆年间，保的规模扩大至「五十甲为保」（五百户），以适应人口增长。

2. 连坐制度与稽查细则

保甲制的核心威慑力在于「连坐法」：「一甲之内，有作奸犯科者，甲长、保长未报，一体治罪」。具体措施包括：

- 夜行限制：百姓夜间出行需持「腰牌」，无牌者以「匪类」论处。如北京内城规定：「更鼓后，禁止行走，违者笞二十」。

- 客民登记：外来务工者需「报明甲长，注册备查」，违者「递解回籍」。乾隆年间，苏州踹坊雇工因未登记被驱逐者达千余人。

- 特殊群体管控：僧道需持「度牒」入册，乞丐需编入「丐甲」，渔民需登记「船号姓名」，形成全覆盖的监控网络。

3. 档案管理与信息传递

保甲册取代黄册成为基层核心档案，其内容较传统户籍更侧重动态信息：

- 甲册：记录「现住人口、雇工、寄居客民」，每月更新；

- 保册：汇总各甲信息，标注「可疑人员、前科者」，每季度报送州县；

- 总册：州县将保册汇编成《保甲总册》，上报布政使司，作为治安决策依据。

据《清会典》记载，乾隆时期全国保甲册每年更新量达2000余万册，形成庞大的基层信息网络。

三、保甲制与流动人口的监控体系

清代中叶后，人口激增与商业繁荣推动大规模迁徙，保甲制成为应对「流民问题」的核心工具，其管理策略呈现地域化与阶层化特征：

1. 内地流民的「附籍」管理

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后，无地农民流向城市或边疆，朝廷允许流民在定居地「附籍」，但需满足条件：

- 垦荒耕种满五年，可入当地保甲；

- 经商者需持原籍「路引」，在保甲册登记「行商地址」；

- 手工业者需加入行会，由行会会长向保甲担保登记。

如江西流民涌入湖广垦荒，地方官规定：「凡垦田二十亩以上，编入户甲，与土着一体当差」，既解决流民问题，又扩充赋税来源。

2. 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保甲

- 东北柳条边：康熙年间设柳条边封禁东北，边内保甲严禁「流民越界」，每十里设「边卡」，保长需每日巡查边界。乾隆后期开禁后，保甲制改为「客民垦荒册」，登记流民土地与身份。

- 西南改土归流：雍正年间在贵州、云南推行保甲，将少数民族「编户入甲」，但允许保留「头人」协助管理，如《贵州通志》载：「苗寨设保甲，以土目为保长，约束苗民」。

- 蒙古与西北：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等地，对汉民实行保甲，蒙民则由札萨克管理，形成「旗民分治」与保甲制的并行体系。

3. 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控技术

保甲制发明了多种针对流动群体的管理手段：

- 循环册：州县向客栈发放《客商循环册》，每日登记住宿者姓名、籍贯、去向，每月送保甲核查；

- 印票制度：蒙古地区汉民出边经商，需向理藩院申请「印票」，保甲凭票登记，防止「私越边境」；

- 火票传递：公差、信使需持「火票」，沿途保甲按票核对人数、行程，防止冒充官差。

四、保甲册对传统户籍的取代与功能转型

清代保甲制的本质，是户籍制度从「经济控制」向「社会控制」的职能转向，这一转变通过以下路径完成：

1. 户籍档案的内容嬗变

- 传统黄册：以「人丁、田产、资产」为核心，服务于赋役征派；

- 保甲册：侧重「姓名、住址、职业、动向」，服务于治安监控。

如乾隆年间《保甲册式》规定，登记项目删除「田亩数量」，新增「有无犯罪前科」「亲属关系」，甚至包括「体貌特征」（如「面麻、左足跛」）。

2. 基层管理权力的转移

保甲制将户籍管理权从州县衙门下放到民间：

- 明代里甲制：里长由富户担任，侧重催征赋税；

- 清代保甲制：保长、甲长多由地方士绅或平民担任，侧重治安巡逻。

如湖南《巴陵县志》记载，保长「每月朔望，率甲长查夜，遇形迹可疑者，缚送县衙」，其权力已超越传统户籍管理范畴。

3. 与赋役制度的脱钩

摊丁入亩后，丁银并入田赋，户籍不再是征役依据，保甲制因此摆脱经济职能，专注治安：

- 雍正元年谕旨：「保甲之设，所以弥盗安民，与赋役无涉」；

- 乾隆年间，保甲册不再记录「人丁数」，仅登记「现住人口」，甚至出现「丁口虚载」现象。

这种脱钩使保甲制更具弹性，如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后，保甲册一度成为「剿匪」情报手册，登记「邪教徒」亲属信息，实施连坐。

五、制度实践中的矛盾与局限

清代保甲制在强化社会控制的同时，也暴露了封建制度的内在缺陷：

1. 基层权力的异化

保甲长多由地方豪强充任，借机勒索百姓：

- 四川保长「按户索钱，名曰『保甲费』，贫者不纳，即诬为匪」（《蜀碧》）；

- 江南甲长勾结胥吏，「将流民册中姓名删改，冒领赈济」（《清稗类钞》）。

乾隆年间，湖南巡抚陈宏谋曾奏报：「保甲之害，甚于盗贼，盖以暴民治良民也」。

2. 流动人口管理的失效

嘉道年间，全国流民已达数百万，保甲制难以应对：

- 湖北、安徽流民涌入四川，形成「棚民」群体，保甲「只登记十之三四」；

- 广东「蜑户」（水上居民）因拒绝登岸入甲，长期被视为「化外之民」，成为海盗滋生的温床。

3. 民族与地域的实施困境

- 西北回民因「礼拜习俗与保甲稽查冲突」，常拒登保甲册，引发民族矛盾；

- 台湾地区粤闽移民因祖籍冲突，保甲制沦为械斗工具，如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义，即因保长偏袒闽籍而爆发。

4. 制度成本与效率的失衡

保甲制需大量人力物力：

- 全国保长、甲长约200万人，朝廷无俸禄发放，多由百姓摊派费用；

- 保甲册的编造、递送消耗大量行政资源，据《户部则例》记载，州县每年用于保甲的费用占财政支出的15%以上，却未能有效遏制犯罪。

六、历史意义：封建户籍制度的转型与近代警察的雏形

清代保甲制的强化，标志着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重大转向：

- 从「编户齐民」到「保甲连坐」：户籍的人身依附色彩减弱，治安监控功能强化，为近代警察制度提供了组织基础。如清末新政时期，天津知府赵秉钧将保甲改编为「巡警」，直接沿用保甲的三级编制。

- 社会控制的技术化：保甲册的信息登记、流动人口监控等手段，蕴含现代人口管理的萌芽。民国时期的「户籍法」仍保留「保甲编组」的框架，直至1949年后才彻底废除。

- 基层治理的二元性：保甲制与宗族、行会等民间组织形成共治格局，既强化了国家权力渗透，又为地方自治留下空间。如徽州地区的保甲，常由宗族族长兼任保长，实现「官治」与「自治」的结合。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在《中国家族法原理》中指出：「清代保甲制是封建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最深入延伸，其通过户籍监控实现社会控制的理念，已超越传统赋役制度，而接近近代主权国家的治理逻辑。」尽管这一制度因封建体制局限而未能完全实现社会稳定，但其所构建的基层管理框架，却成为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户籍制度演变的关键过渡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