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辽国公 第150章 李善长，刘伯温下场

于大明宝钞发行之前，胡惟庸示意站于己方之勋贵多置些土地，掌控生产资料。如此，纵使大明宝钞贬值，对掌控生产资料者而言，影响亦不大，依旧可照常盈利。

陆仲亨于雁门关扶持诸多商人，又凭自身权势，于各地皆置有一些土地。

朱元璋遣唐胜宗往湖广之地，督理粮食基地护卫事宜，此差可称肥缺。

唐胜宗一至湖广，当地士绅豪族便为其设下接风宴，奢华至极。

这些士绅豪族言谈间暗表，其乃胡惟庸之人。唐胜宗闻此，心下更安，只道皆是自己人。

然其初至湖广，于粮食基地情形尚未尽知，是以对士绅豪族之些许要求，未敢贸然应承。

虽说唐胜宗与胡惟庸同属一党，然亦不可盲目信之。今胡惟庸虽任职中书省右丞，却远未达一手遮天之境。

是以，于湖广行事仍需谨慎。尤其是粮食基地，朱元璋与太子关注甚切。

那些刘三吾门生之家族，已然于粮食基地占有一席之地，其余士绅豪族欲涉足其中，殊为不易。

刘三吾入朝出仕，并未选边站队，只于东宫任职，其保持中立之意甚明。

如此，一旦触动这些家族，便形同与朱标作对。唐胜宗还未狂妄到招惹太子之地步，若他胆敢为之，只怕次日便身首异处。

湖广之地士绅豪族亦明此理，晓得粮食基地之事急不得，亦不敢催迫唐胜宗。

高丽国中，恭愍王闻辽东军轻取一支倭寇，然高丽为倭寇所侵久矣，已成痼疾。

恭愍王欲向辽东求教应对之策，遂遣使臣往辽东求见辽侯常孤雏。

常孤雏对此唯以推脱，日遣人款待高丽使臣，一面将此事报于应天。

常孤雏巴不得高丽愈发混乱，欲其传授剿倭之法？无异于痴人说梦。

高丽使臣于辽东玩得甚是欢畅，竟有些乐不思蜀。

高丽使臣酒后欲往风月场所，然府衙官员告之，辽东无青楼也。

高丽使臣道：“岂会如此？汝等竟无此般需求？”

辽东官员答曰：“欲寻乐，寻自家娘子便是。”

高丽使臣面露苦色：“哎，竟这般……”

应天府皇宫内，朱元璋于朝会之上，令诸臣商议是否将辽东治理倭寇之法传与高丽。

胡惟庸素常有高丽商人献金，故而于朝堂之上，力为高丽陈言。

胡惟庸奏道：“陛下，高丽久为倭寇所扰，苦不堪言。我朝向来以仁义为本，辽东治理倭寇之法若传与高丽，一则显我朝之宽厚仁德，二则高丽感陛下之恩，必倾心归附，于两国邦交大有益处。且高丽若能平定倭患，边境安宁，亦有利于我朝边疆稳固，望陛下准许。”

杨宪出列，拱手而言：“陛下，高丽国情复杂，其与倭寇纠葛已久，难辨虚实。今贸然传与辽东治倭之法，若高丽别有他图，以之壮大自身，或与倭寇勾结，反生变数。此非为我朝边疆之福，实乃隐患。还望陛下明察，不可轻信高丽，勿传此方法。”

胡惟庸面色一沉，即刻反驳杨宪：“杨大人此言差矣！高丽屡遭倭患，自顾不暇，何来勾结一说？我朝以仁义治天下，传法高丽，乃恩泽之举，其感恩尚不及，岂会恩将仇报？此举定能彰显我朝天威，收揽人心。”

杨宪毫不退让，冷笑一声道：“胡大人，人心叵测，高丽心思难料。古往今来，因轻信他国而酿大祸者，数不胜数。我朝根基未稳，边疆安危为重，切不可因一时之善念，而置江山社稷于不顾。”

胡惟庸气得胡须抖动，厉声道：“杨大人莫要危言耸听！若因你无端猜忌，而错失高丽诚心归附之机，你担得起这罪责吗？”

杨宪直视胡惟庸，义正言辞道：“胡大人，我所言皆为江山考量。你力主传法，究竟是为高丽，还是为一己私利，怕只有你自己清楚！”

群臣作壁上观，杨宪与胡惟庸此番朝堂争执，于众人而言，几成寻常景象。

朱元璋眉头微皱，轻咳一声，沉声道：“够了！朝堂之上，争论应有度。此事关乎重大，需从长计议，不可如此意气相争。”

李善长缓步出列，躬身拱手道：“陛下，儒家倡‘仁以待人，义以行事’。

高丽遭倭患久矣，若我朝援以治倭之法，此乃仁举。

以仁德怀之，高丽必感恩戴德，于我朝威望有增无减，亦合儒家教化万方之道。望陛下斟酌。”

刘伯温亦出班，拱手向朱元璋道：“陛下，李相所言儒家‘仁以待人’固然有理，然儒家行事亦重‘经权’之道。

经者，常也；权者，变也。

今高丽局势未明，贸然传以治倭之法，此乃不察权变。

若仅执‘仁’之一端，而不顾其可能生变，恐非真正践行儒家理念。

我朝当以稳国为本，不可因理念之表而轻涉险地。”

李善长面色一正，再度拱手：“伯温兄，《论语》云‘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我朝为天朝上国，对藩属高丽施以援手，正是彰显亲仁之举，如此方能使四方藩国皆慕我朝仁德，倾心归附，此乃长治久安之道，怎能谓之不察权变？”

刘伯温微微摇头：“李公，儒家虽重亲仁，然亦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训。

高丽局势动荡，倭寇肆虐背后或有复杂缘由。

若不审时度势，贸然传法，万一局势失控，反累我朝，此绝非君子所为。

所谓权变，便在洞察时势，趋利避害，绝非盲目施仁。”

李善长捋须反驳：“伯温兄过于谨慎了。《孟子》亦云‘得道者多助’，我朝秉持正义，以仁德援高丽，便是得道之举，何惧之有？此为长远大计，可收人心于无形，稳固邦交，使我朝声威远播。”

刘伯温直言道：“李公，话虽如此，但当务之急，我朝需保自身无虞。

若仅凭‘得道多助’之论，不考量现实利弊，一旦高丽局势生变，我朝恐陷两难之地。

儒家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而应因时因地制宜，切不可不察而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