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吴钩 第八十章 荆襄要地

第八十章荆襄要地

当然孟珙的话里，隐隐透露出会有各方势力参与进来，争夺对这些矿产资源的控制权。qiuyelou

上至朝廷大员，下至地方势力，谁能面对眼前的肥肉而无动于衷？不符合人性啊！

要想控制资源，拥有开采权，就要在人事上布局。整个荆湖北路的府州军路，各级机构的人事大变动就在所难免。

按照南宋小朝廷的尿性，以及赵家人的嘴脸，不弄个鸡飞狗跳是出不来结果的。

即使鸡飞了狗跳了，结果未必会符合像孟珙这些人的意愿。似乎现阶段的史嵩之也会站在孟珙一边，支持孟珙。

为何？史嵩之需要军功。

南宋这个朝廷奇魄的地方实在太多。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重文抑武就成了两宋的国策，哪怕面临国破家亡，宗庙沦为异族的跑马场之后，依然顽固地抱着祖宗之法，不更易一字。

丢失的土地，反而成为了朝廷内各派势力互相倾轧的筹码。收不收复燕云十六州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否得到实惠。

南渡之后，更是畏敌如虎。公输念槐来到这个时空时，南宋南渡已经过去了百年，除了南渡之初迸发出来的一股血性之外，随着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绞杀在风波亭后，这股血色宛如泣血残阳，很快消失在苍茫的群山之中，再次恢复了苍白的大宋常色。

二十年前，以韩侘胄为首的北伐，赢得仓皇北顾。韩侘胄本人被史弥远击杀，脑袋送给了金人，又为南宋换取了十年的偏安。

对待武人如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对待敌人如孝子事亲般体贴。为了苟安，敌国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抗战派的脑袋，二话不说，砍了腌好了送去。

从宋辽时期的兄弟之邦，到了南宋，一变为叔侄关系，甚至南宋小朝廷的合法性都需要金人的策封才能得到认可。

北伐从此成了以侄伐叔的不义之举。

但毕竟北宋四京之地就摆在那里，南宋小朝廷可以偏安临安，可不敢从实质上否认北宋四京。

你看，南宋把临安当行在，早已成了实质上的都城，却始终不敢坐实了，仍以临安之名掩人耳目，行掩耳盗铃之实。qiuyelou典型的一副婊子要当，牌坊也要立的嘴脸。

于是要求进步的人，就可以以此作文章，获取上进的抓手，把收复四京作为进阶的阶梯筹码，既可以联络一帮人，也可以获取名声与人望。

南宋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不仅很好地秉承了重文抑武的国策，而且还大大地进了一步。

抑武中的武是武人，而不是武事。不让武人出头，一则不能让武人掌握更大的权力，二则就是把武人控制在文人手中。武人是工具，你可以去杀人去冲锋陷阵，但发出命令的必须是文人。

所以文人行武事，天经地义，武人行武事，就得防，防不胜防，就想办法**消灭。

以此观之，文人防武人，无非还是利益。不是皇家利益，更不是百姓社稷利益，而是文人士大夫这一阶层的利益。

北伐，文人可以提，而且必须提，这是他们操控朝政很重要的一个筹码。

北伐，武人不能提，谁提谁就有不忍言之心。

岳飞的一句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的话一出口，十二道金牌挟着金风卷过四京，一片萧杀。

韩世忠，吴玠，张浚等人，老老实实地打仗，御敌于朝廷认可的区域之外，保得了一世富贵。

而孟珙是武人，他可以想，但不能做。甚至只能想一想，不能宣之于口。

公输念槐的开矿建作坊的主意肯定打动了孟珙。孟珙也清楚一旦开动起来，将会带来多大的收益，脚丫子随便一拔拉就能想明白。

这是化肥啊，只要有庄稼的地方就有需求啊。一层庄稼一层肥，这得多大的需求量啊。

但孟珙不能出头，也不敢出头，谁出头头就难保。因为一旦造肥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控制住了南宋的粮袋子。

粮食，在任何朝代都属于战略性资源，必须掌握在朝廷手里。否则，就是要命的大事啊！

人可以三天不玩珍玩奇宝，不能三天不吃饭。自古及今，打仗中最绝的计策就是绝敌人的粮草，不是老话说嘛，计狠莫过绝粮。当年曹操亲自带兵奔袭乌巢烧掉袁绍的粮草，这才为后来赢得官渡之战奠定了基础。

史嵩之何许人也？当朝权相史弥远的侄子。权势熏天之辈。史嵩之嘉定十三年中进士后，就调任为光化军司户参军。

不久，身为从叔的史弥远想给他换一个新的职位，问史嵩之想去哪里。史嵩之几乎不假思索地就选择了襄汉一带。

襄阳地处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其在南宋的地位至关重要，完全可以用咽喉来作比喻。

史嵩之自然知道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所以当史弥远问他想去哪里时，史嵩之连思考都省略了，便马上作出去襄汉的肯定回答。

的确南宋立足东南，不能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以来，没有丢失荆襄而能保东南的，相比而言，南宋如果没有四川还可以立国，但如果没有了湖北襄阳，那么南宋就无法立国了。在南宋与金对峙之际，站在南宋，从军事角上看，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了两淮。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荆襄不仅在与金人抗衡上可以作为屏障，即使就南宋内部而言，荆襄也每每可能成为一个隐患。

“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的比比皆是。可见荆襄既有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又有对下游的消极意义。这种双重特性都足以说明它在南宋政府中的权重。

很快史弥远就遂了史嵩之的意愿，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

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

史嵩之精明地意识到了荆襄的地位，他希望从基层立身，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这就足以证明他所具有的谋略与雄心了。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

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虽然是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域性的意义。所以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域性的意义。

就宋金对峙的现实看，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麼，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

可见对襄阳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淳熙年，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洩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於中国矣。”

陈亮还以为齐、秦二地犹如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然而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後，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後；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陈亮经营荆襄的建议，可谓独具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