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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献明肃皇太后 第464章:皇后临朝(3)

作者:十里木樨林 分类:历史 更新时间:2025-07-05 18:35:58 来源:平板电子书

刘敏和丁谓结成同盟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位,丁谓变本加厉地诬陷寇准造反将其贬于海岛;致死寇准客死他乡。

丁谓似乎觉得自己为刘皇后做了一件顶天立地的事,但刘敏并不买他的账;决心除掉丁谓这个横在朝廷的奸贼。

刘敏视丁谓是奸臣,只能说明她的手段高明。

西汉朝的吕后称制后,所接管的政权并不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政权;相反,它的内部矛盾重重。

在中央,朝廷的重要官员都是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势力庞大,难以驾驭,并不太把吕后放在眼里。

地方上,刘邦把他的儿子们分封为诸侯王;每个诸侯王统治着数十个城池的广阔封地,而且对吕后心怀不满。

矛盾的关键在于,朝廷大臣和诸侯王认为天下是刘家的天下;异姓没有资格执掌朝政,尤其是吕后这个女人执政;在当时男权世界中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但是,吕雉毕竟是刘邦的皇后;打天下的过程中辅佐刘邦,威望颇高,且吕后刚毅果敢、心狠手辣、老谋深算,朝臣对她敬畏有加;诸侯王作为她的子侄辈也是敢怒不敢言。

吕后深知,要积蓄力量,巩固政权,就必须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对大臣和诸侯王进行拉拢和监控,对于反对者要进行无情的打击。

经过多年的经营,吕后已经有了自己的势力;副丞相審食其等就是吕后的得力干将,而大多数朝臣也迫于吕后的威力不敢不支持吕后。

除此之外,吕后还大力扶植吕家的势力;封其侄吕台为吕王、吕禄为赵王、吕产为梁王,其他吕姓宗亲有6人封侯。

这一举动公然违反了刘邦规定的“非刘姓不封王”的制度,引起了许多大臣和诸侯的不满;丞相王陵极力反对,不久后就被明升暗降派去当皇帝的老师了。

其他的大臣如副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等人则曲意逢迎,保住了自己的官位。

吕后知道许多大臣,特别是诸侯对自己专权不满;于是采取了怀柔政策,把刘家子弟和刘邦的一些功臣封侯,以拉拢大臣和诸侯王,减小自己的反对力量。

同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诸侯王以监视和控制他们。

可是,事与愿违。争夺权力的斗争还是在刘氏和吕氏两大家族之间爆发了。

汉少帝首先发难,他怨恨吕后杀了他的母亲,说:“我长大了一定会报仇!”吕后大惊,赶忙以皇帝得病为由废了汉少帝另立恒山王刘弘为皇帝。

赵幽王刘友是刘邦的儿子,受封赵王;刘友妻为吕氏之女,因刘友另有宠妾,吕氏女向吕后诬告刘友欲反叛;刘友放话说:“吕后死后,我一定会讨伐吕氏家族。”

吕后大怒,将赵幽王囚禁起来,活活饿死了他。

赵共王刘恢也被身为吕后侄孙女的妻子欺凌,悲愤自杀而死。

而朱虚侯刘章对吕氏专权甚为不满,在一次酒宴上,以不遵酒令为由,杀了吕后的一个族人。

刘氏和吕氏的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只是吕后的权力和威望压制着这双方蠢蠢欲动的力量,谁也不敢先动手。

吕后也被这多年的纷乱如麻的宫廷斗争弄得心力憔悴,加之年事已高,执政了7年的吕后终于一病不起。

吕后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自己死去,吕氏家族必定会遭灭顶之灾;于是在她临死之前任命两个侄子赵王吕禄和梁王吕产为禁卫军——南军和北军的统帅,掌握军权,以防不测,并叮嘱他们说:“我吕家的人为王,大臣们都不满,我死后,恐怕大臣们会发难,你们一定要控制住军队,以防受制于人。”

吕后说完这话就去世了。事后,形势的发展果然如吕后预料的那样;诸侯王不满吕氏专权,齐国首先起兵讨伐吕氏,太尉周勃也在长安控制了军队,最终诛灭了吕产、吕禄等吕氏一族。

刘敏出身贫贱,做了皇后没有自己的势力;在寇准欲将她赶下台的情况下,只能跟丁谓结为同盟;说白了,刘敏只是想利用丁谓。

寇准是两朝元老,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共同理念、传统的儒家士大夫。

刘皇后在这些儒家士大夫眼里,一则违背祖制,“牝鸡司晨”有违天道,并且僭越了太子的权力;再者,刘皇后的草根出身一直为士大夫诟病、双方有着宿怨。

古人对女主当权,一直非常忌惮,这是男权社会性别歧视的产物。

在刘敏的目标中,有一部分是对权力的追求;但其要建设好宋朝的愿望与朝臣并不矛盾。

寇准如果处理得好,双方可以形成共治的局面;但这些正人君子固执己见地以刘皇后为斗争对象,终于成功培养出了一个合格的对手。

在刘皇后看来,丈夫病重、太子年幼,自己协助真宗处理政事理所应当。寇准等针对的就是自己,不加反制,怕是后位都将不保。

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完美逻辑,刘皇后接纳了丁谓的投诚。

丁谓是枢密使、朝廷重臣,与寇准不和。

丁谓本人很有能力,但为了权力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正是小人之朋的领袖;他的周围也聚集着一批同道。

既然寇准等力保太子,丁谓主动投入刘皇后阵营,双方互相需要,一拍即合。

钱惟演与刘皇后是亲戚的关系,他的妹妹嫁给了刘敏义兄刘美(这是龚美自己说跟刘皇后是兄妹),因此自然地站队于皇后。

《资治通鉴长编》中引用了钱惟演的日记,记载下寇准与皇后的一次激烈交锋——处理刘美和四川家人的横行滋事一案。

对于宰相而言,这是个小案子,本不该插手。但因为外戚的缘故,寇准想将其做大,将火引向皇后。

仅是丁谓、钱惟演反对理所应当,但让他碰大钉子的是皇帝。

宋真宗与刘皇后是真爱情,寇准不理解——搞不懂这点,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事,也加剧了双方的对立。

真宗的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爱刘敏的同时,也不希望皇权传承出现波折,危及赵氏江山。

因此,有心让“太子监国”,消息从宫中悄悄地传递出来,寇准找准机会与真宗密议,出宫后立即着手准备,与杨亿连夜起草“太子监国”的诏书,不料还未等到朝会,杨亿的妻弟张演酒后走漏了风声。

丁谓获悉后,迅疾通知了皇后,抢先发难,皇帝以不记得有此事推诿,刘皇后随后矫诏将寇准罢相。

让太子监国,使皇权正常传递,是寇准一方的努力目标。

寇准倒下,支持他的大臣周怀正、朱能为了挽回局面,曾试图用兵变逼真宗传位太子,废除皇后。但他们力量有限,且计划不周,很快失败。

刘皇后、丁谓抓住机会,远贬寇准,并极力打压支持他的力量。事件还波及到了太子,皇帝准备追究。

寇准阵营的李迪,是太子老师,理所应当地担负起守护太子的职责;与寇准相较,李迪没有对权力的**,但守护道义的责任心丝毫不差。他对真宗说:

“帝怒甚,欲责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奏曰: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上大寤。”《宋史列传.卷69》

李迪在太子要受到责罚时,勇敢的站出来,维护其利益。当时,真宗正因兵变威胁到自身而震怒,若非李迪一言打在罩门上,后果不堪设想。

丁谓、李迪同时为相,在真宗面前争吵。丁谓力主刘皇后临朝参政,理由是皇帝一旦病愈,政权可以无缝交接,而若是太子掺和进来,朝廷就会出现两套班子。

李迪斥责丁谓狡辩,引用古例,反问道:“太子监国,非古制耶?”

涉及到太子,李迪寸步不让,为皇太子争取到在“资善堂听常事”的资格。

与寇准所面对的敌人一样,李迪要面对刘皇后与丁谓集团的双面夹击,但他无所畏惧。

一次,真宗与李迪聊天时,旧病复发,胡言乱语:“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刘氏,独留朕于宫中。”晚上宫中的人都去了外戚家里,只剩皇帝在宫中无人照顾。显然,这是疯语,真宗的癔症不轻。

众人都不敢应答,此时,恐怕唯有李迪希望皇帝疯下去:“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

但宋真宗沉默了很久,恢复了理智。刘皇后在屏后听着,恨得牙直痒痒。

丁谓掌握大权后,擅权营私,中书和枢密院都换上了他的人,又让这些人轮流为太子讲学。

李迪无力制止,又不愿同流合污。愤然上奏,控诉丁谓的罪行,并指斥其与钱惟演、曹利用、冯拯,结党营私。

李迪此举,相位肯定不保,但他打定主意宁可自己不做官,也要将丁谓拉下马。

他的目的短暂达到了,但是丁谓很快官复原职,因为他还有宫中的盟友,刘太后救援。

而李迪则被外贬郓州,不能够再看护太子了。

朝中的主要部门多由丁谓一党所把持。

寇准的君子之朋只剩下参知政事王曾,因为平时不显山露水,没有明确的立场而在朝廷高官中硕果仅存。

1022年,真宗愈病危了,刘皇后主政,太子岌岌可危。

王曾找到皇后的亲信钱惟演,晓以利害:“太子幼,非中宫不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惟演以为然,因以白后,两宫由是益亲,人遂无间。”《续资治通鉴.卷35》

钱惟演听懂了,刘皇后也听进去了:太子与皇后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王曾通过此举,既安定了太子,使其在宫中不至遭人暗算,也等于向皇后示好,将自己排除出打击对象之外。

对丁谓,王曾也尽量避免发生冲突,只有保住了自己,才能在关键时刻襄助太子。

1022年3月23日,宋真宗驾崩,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军国大事权取皇太后处置”。

丁谓在朝中已经没有对手,与刘皇后合作的目的也已达到。

现在,丁谓觉得不必再倚靠这个女人了;在商议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方式时,丁谓的主张是:“而丁谓独欲皇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与帝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续资治通鉴长编》

皇帝每月初一、十五上朝,大事一起商量,小事由宦官雷允恭转达。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隔绝了内外廷的联系,而雷允恭早已投靠丁谓,方便他们营私舞弊。

刘敏很快就发现了丁谓等人利用掌握的权力胡作非为、进而架空自己的企图,她与丁谓、雷允恭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太监雷允恭监督修建宋真宗陵寝时,违背懿旨,盗窃陪葬物品,被下令处死。

王曾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列举出丁谓的种种不法行为,指出他就是太监雷允恭的幕后之人。

宋真宗驾崩后,刘敏成为皇太后;她听完王曾的禀报;立即勾起她对丁谓这个人的印象来。

丁谓字谓之,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时迁居苏州。

丁谓机敏智谋,多才多艺,天象占卜、书画棋琴、诗词音律,无不通晓。他文追韩(愈)、柳(宗元),诗似杜甫,曾被人誉为“今日之巨儒”。

丁谓是个天才式人物,机敏聪颖,“书过目辄不忘”,几千字的文章,他读一遍便能背诵。

早年,丁谓随做官的父亲丁颢在泾州(今属甘肃省)。父亲同僚窦偁见丁谓聪明机灵,颇有才气,称赞道:“此儿将来必定做大官。”于是将女儿相许。

宋代著名文学家王禹偁曾在平江(今苏州)担任长洲县令,丁谓与好友孙何曾一同以文章拜谒,王县令看了文章大加赞赏,认为“自唐韩愈、柳宗元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

王禹偁后来曾称丁谓是“今之巨儒”,诗似杜甫。

昆山龚颖平时很自负,极少称赞别人;但对丁谓的文章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匹敌。

有一次皇帝问丁谓道:“唐朝的酒价是多少?”

丁谓脱口答道:“每斗三百。”皇帝问他怎么知晓的,答道:“有杜甫诗为证,‘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一天,宋真宗与贵妃一起赏花钓鱼,钓了半天一条鱼也没钓到,心里很不高兴,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大臣们不知如何为好,丁谓笑盈盈地跑上去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

宋真宗见他如此聪明,顿时十分开心,赏咏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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