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晋国风云 第十五章 晋顷公 第20节 晋作刑鼎（上）

这边，新任中军元帅魏舒不断展现着他的虚心纳谏、不耻下问形象，那边，有一个人正在生着闷气。

生着闷气的人正是范鞅，这位范氏家族牛人，政治老练，谋极富略，用一句话概括，那便是晋国政坛上一名老奸巨滑贪得无厌的高级官员。

他当然生气，因为祁氏、羊舌氏两大家族被灭，他的范氏家族居然没得到一分土地。你国君也好，你魏舒也好，搞这一套，拿着国法来吓人，什么家法国法，无非就是想要人家士大夫家族的土地而！

现在你魏舒得志了，当上中军元帅了，你就唆使国君搞国法为大？什么是国法？还不是符合你们利益的便是国法，不符合你们利益的便不要法了？

不行，如果你们再以某家在执行家法时，再弄什么家法凌驾于国法这样的事来，那岂不是随便可以灭了大夫家族，然后再次瓜分其家产土地？

别看咱老范家现在土地最多、实力最强，再给你们这样搞下去，你们的土地越来越多，到时咱老范年岁大了，告别这个世界了，那咱范家岂不是要被你们赶上甚至超过了？

这不行，至少咱老范现在还在，就必须杜绝这种以国法压制家法从而灭了大夫家族的事发生。

范鞅有的是办法，他把中行寅找来：“看来，必须要公布法律了，让各大夫家族都严格按公布的法律办事，让他们小心点，这样才会避免什么家法凌驾于国法的问题出现。”

中行寅一切都听范鞅的，这两家是世交，父亲中行吴去世后自己在范鞅的全力支持下入卿，但他现在在六卿中的排名是倒数第二。得做点什么事，让晋国上下都看到咱中行家族的贡献，多立功才可以得到快速提拔。

“范大人，赵鞅此前对祁氏、羊舌氏被灭有过一些意见，他认为既然一切要以国法为依据，那应该让国人都知道国法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能象以前那样，由卿大夫和国君来按习惯和传统来判案。”

“快去把他请来，我们一起商议。”范鞅对赵鞅本无好感，但他觉得这个人可能利用。

赵鞅听说范鞅、中行寅有意公布法律，心想这是好事啊，如果法律早点公布，那祁氏、羊舌氏这样的家族怎么可能会被灭族？现在国家很乱，国君权威不够，却又要乱举屠刀，这不符合晋国利益。

赵鞅心直口快：“郑国子产几十年前制作了刑鼎，把法律刻在鼎上，陈于太庙，大家便知道了原来刑法是这样的，所以都严格按照刑鼎上的法律规范言行，郑国大治。我们晋国早就应该这样了。”

范鞅大喜，三人商议了一番后，决定比郑国的刑鼎更进一步：郑国铸刑鼎，晋国也铸一个，不过郑国人用了铜，咱晋国比郑国发达，就用铁。

具体就由赵鞅、中行寅两位卿大夫实施。

六卿会议很快通过了这个方案，因为这三人至少便有三票，魏舒也不想得罪范鞅。

赵鞅的执行力是超一流的，公元前514年冬，赵鞅、中行寅率军到达汝滨，即今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东北一带，这是晋国前些年灭了陆浑部落后新得的城邑。

干什么呢？筑城。筑城到了春秋这个时候，已经变得很流行了。西周时期，诸侯国的概念其实是一个都城的概念，加强国家建设，说到底便是加强都城建设，是一个点的建设。

但到了春秋后期，国家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国土的概念，不再只是一个都城的事了，而是这个国家内大大小小各个城邑的事。国家的边界概念越来越明确，诸侯国对土地也越来越需要。国家的大小，从原来的都城的大小为衡量，变成国土面积的大小来衡量。

那就需要国家对每一个新得的城邑予以保卫，最直接最有效的保卫办法便是加强防卫，这便需要修筑城邑的城墙，并加强城防工事建设。

赵鞅、中行寅这次正是到汝滨筑城。这是一项军事行动，国家有军事行动，那就得配套军事义务。赵鞅命令附近一带积极捐献军资，史料记载，征铁一鼓。

这个鼓，是一个数量单位，按当时的计量法，一鼓便是四百八十斤。赵鞅需要这些铁来铸造刑鼎。刑鼎刻什么内容呢？那便是范鞅的父亲、前中军元帅范匄于公元前550年制订的晋国刑法。

范匄是一位值得尊重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他所制订的这部刑法综合了晋国历史上沿用的晋献公时代的“士蔿之法”和晋文人时代的“被庐之法”，将相关刑狱方面的内容从国家大的法典体系中分离出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刑法，史称范宣子刑书。

但是，这部刑书是属于晋国公室的，是属于晋国卿大夫的，是被藏于秘府，为少数人服务的。百姓看不到，甚至许多士大夫级别的贵族阶级人士也难以看到。

因为，看到是不正常的，看不到才是符合周礼的。春秋的中前期，列国除了楚国的治理较早地带有些法治的性质，其余的诸侯国，尤其是以宋国、鲁国、齐国、郑国、卫国等周王朝京畿附近一带的诸侯国，完全遵从的是礼制治理，即周礼。

晋国也算是开放有前卫的了，所以才会有晋献公时期的士蒍之法，以及到后来晋文公的被庐之法，再到士蒍的刑书。但说到底，这些法律条文，是服务于晋国公室的，到后来是服务于晋国卿大夫的。

但是，现在晋国的六卿内部出现了严惩的分裂和矛盾，对于刑法的解释，国君有国君的解释，范氏、中行氏、赵氏、韩氏、魏氏、智氏都有自己的理解。这怎么整？

既然没法整，那干脆都公开吧。就这样，一个本是为了缓和权力斗争紧张局势，以及个别卿大夫为了打压敌对势力而作出的决定，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推动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