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真的不务正业 第九百零四章 富者居华堂，锦衣琼筵；贫者栖陋巷，糟糠难继

椰海城经过了一次天花大疫之后，吸食阿片的人立刻锐减了，在天花这种大疫面前，毒虫过于孱弱的身躯，会很快死亡，即便是挺过去了，也会死于其他的并发症之中。

这让椰海城从危险的边缘回到了较安全的区域。

也难怪天择论、人择论、优胜劣汰论在南洋大行其道，本身就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本身就在遵循着自然规律在进行残酷的选择，而人类的活动，加剧了这种选择烈度。

林辅成在南洋游记里，讲了一个基本的缉毒教训：

一个地方，一旦毒虫的数量人数占比超过某个数值时，没有暴力手段去解决，毒品问题将大概率再也无法解决。

这个数值为百分之五，椰海城有二十万人，该地区的毒虫超过了一万三千人，这其实已经非常危险了，即便是张元勋已经用尽了手段，但依旧无法有效根治。

张元勋一边要维护马六甲海峡的治安，一边要进行缉毒，他就三千客兵和五千员牙兵，再加上驻扎在旧港的三千水师，这就是他全部的武装力量，即便是手段狠辣，依旧很难阻止鸦片的泛滥。

而大疫也是一种暴力手段，并且极其有效，在毒虫大量死亡，总督府暴力干涉的情况下，椰海城毒虫的数量降低到了不到三千人。

椰海城的缉毒形势，立刻得到了好转。

香料、棉布、白银、钢铁、枪炮、病菌是大航海时代绕不开的话题，因为人员的流动，让各地的病毒传播速度加快。

类似于天花这种疫病，即便是没有人故意投毒，依旧会随着人口而向着全世界流动，比如在倭国就多次爆发了天花，但是桃山幕府，对此没有任何的办法。

椰海城的天花瘟疫，绝不是张元勋搞了什么人类清除计划！

张元勋绝对没做！

即便是做了，只要是他佩戴了三寸团龙旗帖，罪孽就算皇帝的。

大明人出海都会被要求接种牛痘，之所以要求全部接种，主要是为了不让出海的大明人，把天花带回大明，再加上惠民药局、卫生员，在大明境内逐步消灭天花。

这次的天花瘟疫是在千岛之国元绪群岛最先爆发的，而后传到了椰海城，有着非常长、而且明确的传播链，人流随着商品活动，这次的疫病散播的哪里都是。

椰海城在林辅成离开之前，治安已经变好了很多。

“这个林辅成去做海盗，居然是为了观察鸦片田生意。”朱翊钧颇有些赞叹林辅成的勇气。

他是士大夫、五品格物博士，完全不用好奇鸦片田生意的运行，也不必亲自去观察，但他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去了。

鸦片田也是种植园经济的一种，而且通常阿片会和烟草一起种植，烟草是南洋的硬通货，阿片也不例外。

和大明人对鸦片田想象的不同，种地的穷民苦力、佃流氓力，根本赚不到什么银子，甚至因为种植了过多的鸦片，这些穷民苦力、夷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吸食了过多的阿片，生活变得更加贫困。

在罂粟花盛开的地方，除了偶尔还能看到烟田之外，根本看不到其他的农作物，粮食的价格，又刚好把穷民苦力手中最后的钱榨干。

种植园的农场主只需要一点点的鸦片，就能控制数百名的力役。

而种植园的农场主也不是赚的盆满钵满，即便是已经用了所有的手段，向下朘剥，但鸦片在鸦片田里，根本卖不上价，一亩地只能做一个鸦片球，种几百亩地，等着人上门来收，给的价格往往很低很低，一年到头也就几百两银子。

除了收购价格低之外，他们需要用大量的银子，去贿赂稽查烟田的‘海防巡检’，在岛上做海盗的时间里，林辅成三个月的时间里，接待了整整六波海防巡检。

而林辅成知道这些人全都是假的，由海寇扮演，他们的船根本不是水翼帆船，他们的甲胄、他们的火牌，全都是伪造的。

关键是这些人一眼看上去，就不是大明人，无论是样貌，精气神，还是半生不熟的汉话。

但是农场主不敢赌，有人来，就得贿赂，无论真假，都要贿赂，因为假的海防巡检的背后，都是海寇，这些海寇最喜欢抢劫鸦片种植园，因为鸦片种植园绝对没有大明水师。

若是真的就更惨了，因为只要发现，大明水师禁烟船到的时候，就是死期。

南洋禁毒是禁毒战争，遇到就打，格杀勿论，按照缉毒规模论五等功赏。

鸦片，是极其暴利的黑产，即便是在价格非常低、鸦片泛滥的椰海城，一斤的阿片球也要三十银，但从地里收的鸦片球，一个才三银不到。

一个问题自然而然的出现，鸦片生意的钱，都被谁赚走了？

无法无天的海寇和各种私市。

利润和风险是成正比的，南洋岛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海防巡检根本没有能力对每一个岛都认真观察，海防巡检更多的是对海路上的船只进行全面稽查，而不是对岛屿进行全面观察。

维护正常航线上没有大规模的海寇，海防巡检已经用尽了全力。

种植园的风险不大，但是运送鸦片的海寇和接受这些鸦片的私市，承担了最大的风险，接受鸦片的私市要把鸦片卖出去，只要散货，就有被盯上的可能。

所以，利润都被这些海寇和私市的不法商贾给赚去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朱翊钧看完了最新的南洋游记，只能不断的摇头，熙熙攘攘皆为利。

根据林辅成的观察，黑产生意，也就是看着赚钱。

都是走私，走私鸦片的海寇，还要冒着杀头的风险，赚的还不如走私咖啡、茶叶、生丝的多。

林辅成在椰海城，对牢狱之中被关押的毒贩，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最终找到了这个答案，那些正经买卖，根本轮不到这些海寇去做，只能去做些非法的买卖了。

就茶叶生意而言，连松江远洋商行都插不进去手，宁波、月港两个远洋商行，已经把所有的茶叶生意全都包揽了。

而走私要绕开的可不仅仅是朝廷的稽查，还有这些高门大户们的垄断，白货走私生意，朝廷那点税，根本不算什么，这些商行、商帮们，才是最难缠的。

甚至不是利润的问题，而是门槛，你无意间犯了某行当的忌讳，你连生意都没得做，就只能沦为海寇了。

就是走私黑货，海寇们也绕不开这些个势要豪右、高门大户，因为私市都是人家开出来的，你要的船只、水手，甚至是长短兵、武器、火药，都离不开这些私市，当真是避无可避。

而且鸦片种植园，是没法转型的，你一旦转型，就要自己想办法满足豢养的毒虫力役了，价格极其昂贵，可是抛弃这批力役，再买一批倭奴或者夷奴，也不便宜。

而且种植园的农场主，也很容易就会染上鸦片，出于好奇也好，出于应酬也罢，沾上了就无法摆脱了。

这就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不归路，一旦踏上，就没有任何回头路可言，无论是谁，都是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

这些毒贩，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金盆洗手，但基本没有一个可以善终，不是被朝廷杀死，就是被其他的海寇杀死。

林辅成被找到的时候，他已经带着周围三百里的海寇们，开始销毁鸦片田，种植更多的农作物，什么都懂一点的林辅成，颇受海寇们的尊敬，几乎没有读书人会帮他们规划该如何生存。

而林辅成的游记话锋一转，其目光聚焦，又回到了椰海城内，谈到了椰海城毒街形成的过程。

因为竖切或者说因为身份、族裔凝聚起来的一个个社区，让缉毒变得十分困难，越远离大明的地方，缉毒就越困难，这是和水师舰队的巡视息息相关。

在长期的斗争中，各个汉乡镇、城池，形成了一整套对毒虫、毒贩的管理方式。

在椰海城巽他海峡的对岸有一个叫做班达城的地方，这里也是一个港口，没有大明水师驻扎，虽然隶属于旧港总督府，但因为总督府缺少读书人，不太重要的班达城，旧港总督府甚至没有派遣官员。

这里的毒虫和毒贩完全混在了一起，抓也抓不完，抓到了也不一定定罪，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衙门，只有当地几个部落的酋长轮流坐庄。

你今天杀了我的人，明天我坐庄，就要杀你的人，所以不抓、不判、不执行，也没人去缉毒。

可是鸦片泛滥带来的暴力问题，也是这些个酋长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当地酋长们在短短数年内，就形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把班达城所有的毒贩，都集中到一两条街区内，在这个毒街里，任何的阿片生意都不会管，甚至还会委派类似监当官的官员，维护交易公平。

但这个街区里的毒虫、毒贩，可以出城，但在城中，就不能离开这两条街活动。

如此一来，班达城看起来治安变好了许多，只需要一场瘟疫，这些毒虫、毒贩们会自己病死。

因为纬度的原因，班达城没有四季，只有夏天，是疟疾爆发的重灾区，本身疟疾就已经十分致命了，这些毒虫身体很差，金鸡纳霜又极为昂贵的，这导致毒虫，基本都不会活过五年的时间。

椰海城也是从班达城的毒街方式内，找到了灵感，很快，各个汉乡镇、城池都采用类似的方式，让这些毒虫集中在这些毒街里，自生自灭。

这也就是朝廷缉毒的意义所在，毒虫和毒贩们会自己死去，各种疫病、街区糟糕的环境，更容易把身体很差的毒虫带走。

种植罂粟，收益本来就不高，慢慢的整个南洋的产业，就会向着正经生意转变。

说是街区，其实就是两道三排，联排木房，甚至没有任何的道路，一下雨就是颇为泥泞。

只要大力缉毒，就能遏制鸦片扩张规模，就能让染毒人员的数量，不超过当地总人口百分之五这个阈值。

吕宋、旧港累积了大量的缉毒经验。

根据林辅成对吕宋、旧港的走访，只要将毒虫、毒贩的数量降低到该地区总人口1%以下，鸦片在该地区，会在五到十年内彻底消失不见。

染毒人员在1%到5%，鸦片的泛滥，会维持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一旦超过5%，鸦片的泛滥，会不可阻挡的进行快速扩散，增长速度，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而缉毒的另外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塑造共识，将竖切的南洋，变成大明更加熟悉的横切，也就是王化。

朱翊钧看完了林辅成《南洋游记》，确定林辅成真的好好调研了南洋的经济和各个基层的生活。

朱翊钧拿着南洋游记，读出了最后一段：

“富者居华堂，锦衣琼筵；贫者栖陋巷，糟糠难继。朱门之内，笙箫彻夜不绝；蓬户之间，饥肠辘辘哀声连。天地虽同覆，而命途云泥；日月共明辉，而冷暖异域。”

“富者不知贫者苦，贫者难窥富者荣。”

“金波银浪，掩不尽阿片腥膻；椰风蕉雨，拂不去毒瘴凄寒。膏粱子弟，笑谈间尽揽海疆利；羸骨黔首，喘息中徒作烟田囚。”

“嗟乎！一城之内，两界分明，天差地别，岂曰同光同尘？”

朱翊钧很喜欢林辅成的文章，他没有一篇文章是站在官选官、势要豪右、乡贤缙绅、富商巨贾这些肉食者的立场上，他从来都是站在穷民苦力的立场去看待问题。

林辅成的阶级认同出现了问题，他是官选官，五品社学博士，出于各种原因，他的阶级认同，依旧觉得自己是个穷民苦力。

主要是当初仁和夏氏给他弄了个罪身，让他没法科举，林辅成对这些肉食者天然没什么好感，现在他有了皇帝的庇护，就更加不在乎红尘对他的评价了。

冯保看着南洋游记的第二篇，也是感触颇深的说道：“陛下，这大明朝这么多的笔正，在林辅成去南洋这几年，这些笔正，连一篇让人惊艳的文章都没写出来，还是得林辅成回来，大明这文坛才算是有了些看头儿。”

“是因为林辅成多厉害吗？也不尽然，这老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文章好与坏，大家是各有千秋，之所以林辅成的文章惊艳，还是他愿意脚踏实地的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去问一问。”

“事实终究是胜于雄辩。”

林辅成还没回到大明，就扔出了《效迫利驱疏》和《百工兴衰聚散五枢论》，还有南洋游记第一篇，关于夷人不可教化的原因，这马上更新了第二篇的南洋毒患危澜，更是罗列了足够多的例证，佐证他的观点。

哪怕一些肉食者，是不喜欢林辅成的屁股坐在万民那头儿，也要看林辅成又说了些什么，毕竟要去南洋做生意，就得知道这些事情。

林辅成不是文坛魁首，但这个名头对他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日后，大家都要说林辅成的大手了。”朱翊钧笑容满面的在第二篇南洋游记上朱批，示意冯保归档，这日后都是要跟着他一起进陵寝的。

看得见的军靴和看不见的大手，这双看不见的大手，可以叫林辅成的大手了。

林辅成还是自由派的魁首，只不过他这个自由派，总是在对着绝对自由派发动猛烈的进攻，异端确实比异教徒还可恨。

林辅成恨这些绝对自由派，这帮蠢货，把自由的定义都异化掉了，搞得自由从一个褒义词都快变成贬义词了。

少数人的绝对自由，和多数人的相对自由、有限自由，林辅成坚定的选择了后者。

而林辅成对绝对自由嗤之以鼻的重要原因，就是他真的多次见到了大明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这个活生生的例子。

陛下左手京营右手水师，左手矛盾说，右手阶级论，手下猛将如云，还有皇家格物院一座，掌天下财路，可陛下日子过得并不自由，相反，多数时候，陛下都是在京堂那个大磨坊里，忙得脚打后脑勺。

连陛下这等明君圣主，掌控人间最大权力，都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绝对自由，怎么实现？

理想国也好，彼岸也罢，忽悠人，最重要的就是让人看到希望！

绝对自由这种理念，不可能实现，也没有路径去实现，学说忽悠不到人，反而先把自由这两个字给搞臭了。

“兵部尚书曾省吾请命设立南洋水师，抽调松江水师精兵六万，在广州等地额外再招募两万军，如此大明水师的总规模为十五万人。”朱翊钧看着面前的奏疏有些犹豫。

扩军。

将水师一分为二，松江水师和南洋水师，两个水师的老巢都是三都澳军港。

之所以要这么做，原因有很多，第一个就是松江水师，十三万人的规模，过于庞大，过去是为了灭倭做准备，也就是备倭军。

现在倭国已经衰弱到不需要如此庞大的规模进行防备，将其中六万抽调南下，也代表着大明的战略重心，从攻伐倭国，转向了经略南洋。

而且随着南洋开拓的进行，南洋的汉人越来越多，局势变得复杂，汉人也不都是好人，亡命之徒构成的海寇也越来越多，为了应对南洋发展的新形势，所以如此调整。

这里面其实还涉及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海陆并举的大战略，陆地的开拓自然不会停止，无论是西域，还是鲜卑草原的冒险队，大明不会停下。

但是从内阁到六部，再从六部到地方官员，其实都认为海洋才是关键，这一点从京营十万锐卒，水师接连要扩军到十五万的规模，可见一斑。

陆地上的开拓，必须要面对一个老问题，那就是精算，得不偿失。

“从水师这次的扩军来看，朕要重开西域，算是阶段性的失败了。”朱翊钧看着兵部呈送的奏疏，多少有点无奈，天时地利人和，都让重开西域这个问题，困难重重。

皇帝说重开西域，朝臣们都对对对，陛下说的都对，可真到执行的时候，就是各种短期内无法解决的困难，摆在皇帝面前，希望陛下可以耐心些。

这也是官僚们的绝招，拖字诀，遇到上司不太容易实现的政令，拖一段时间，拖到所有人精疲力尽，拖到没人再提。

“陛下，天时不在。”冯保低声说道。

天时不在的意思很明确，小冰川气候，寒冷和干旱，就是重开西域的最大难题，人定胜天，但也要随势而行。

“南洋水师朕可以准，连京广驰道，朕也可以准，但重开西域朕是绝对不会停下的。”

“现在朕做不到，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朕都是要做的。”朱翊钧最终在曾省吾的奏疏上进行了朱批。

京广驰道，是从北衙到广州府，总计四千三百里，按照一里驰道7500银算，总计要投入3300万银，工期为十年，另外还要再多准备三百万银的冗余，用来防止出现各种意外。

而整段驰道分为了两段，一段从北衙到开封府郑州，再到武昌府，一段是武昌府南下长沙，过衡阳到广州，之所以要分成两段，是因为长江的阻拦，并不能直接通行。

工部心心念念了九年的京广驰道，终于获准。

在万历九年时候，由两广总督提议，京广驰道的必要性就已经充分论证，最终，皇帝还是在京广驰道和陇开（嘉峪关至开封）驰道之间，选择了陇开驰道。

原因无他，陕甘绥太穷了，再不修驰道过去，饿死穷死困死的百姓只会更多。

朱翊钧向陕甘绥河南，定向撒了三千五百万银出去，就是为了让这些地方有银子，货物自然会向这些地方流转。

当时的反对声音就很大，但因为资出内帑，大臣们最终也无法反对，在王崇古牵头下，河南工兵团营，开始修建，至今已经八年之久，依旧没有全线贯通。

自然有江南势要豪右觉得，皇帝收走了他们的银子，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穷人，是作孽，陕甘绥太穷，就让他们穷死饿死困死好了，不想死，不会自己流徙吗？

为何皇帝、朝廷要拿税赋，向这些地方撒银子呢？

大抵是这种想法作祟，后来，陕甘绥地方的穷民苦力，真的打进了北衙，把大明给亡了，然后天下也亡了。

明末、南明，已经由历史验证过了，玉石俱焚这种事，历史上也不止发生了一次。

这些人，对于皇帝对政策的解释，是一点都不看，张口闭口就是作孽、转移支付。

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转移支付，这个名词的真实含义被异化了，这种异化是对大一统这种共识的解构。

朱翊钧曾经解释过什么叫全国统一大市场，解释过人才、矿产资源向沿海地区流出，还有税收等问题。

事实上，转移支付或者财政平衡，亦或者其他什么名词，就是为了让陕甘绥四川河南这些内陆地区，放开地方保护，放开自己的市场、贡献自己的人才和矿产。

要不然这些地方衙门设卡，只会弄得一地鸡毛。

仅仅以大明刚刚建立的煤银对流为例，朝廷大可以不必挨骂向山西转移，但煤炭这种能源，可以从六文一斤，涨到两百文一斤。

这样一来，南方没了煤，北方没了货物，机械工坊也不必推行了，大家一起守着儒家礼法完蛋好了。

这种风力舆论已经害了大明一次，孝宗当初就信了这些话。

军守边，民供饷，以盐居其中，为之枢纽，故曰开中，开中法是大明开辟后就定下的国策。

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上奏将开中法改为折色法，开中法彻底败坏，边方再无人屯耕，军兵连饭都吃不上了。

自那之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都想要恢复开中法，全部以失败告终，大明对边方的掌控能力，立刻衰弱了起来。

万历初年，在王国光的以银代盐，实物代边方军饷的政策下，边方粮食储备的问题才一点点好转起来，‘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这可是大明万历维新的重大成果之一。

朱翊钧苦口婆心，户部详细解释，在邸报上，进行了数次的政策解读，但这种风力舆论依旧是甚嚣尘上，让朱翊钧无可奈何。

地方保护大行其道，那是对大明整体发展的巨大阻碍。

后来朱翊钧也就不再过多和反复的解释，他对内的决策，很少受到舆论的裹挟，就在邸报上解释一遍，爱听就听，不爱听，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开海与重开西域，乃海陆并举之策，犹如双足并行，缺一不可。军务政事、财赋文教，皆系于此。朕虽准南洋水师之请，然西域之事，断不可废。十年不成，便二十年；二十年不成，五十年亦不辍！”

“江山一统，日月同辉。”

朱翊钧在奏疏上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当下大明生产力，开拓西域能力孱弱，他可以等，但这事儿，他不会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