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爽文 第8章 古代也有监察委、纪委限制权力

很多人印象里，古代权力集于皇帝，地方官说一不二，贪污舞弊无所顾忌。其实恰恰相反，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就建立了一整套成熟而严密的监察制度，用于监督官员、弹劾不法、整肃吏治，甚至连皇亲国戚、宦官宠臣也不能例外。比如，御史制度就是从战国时期发展而来，到秦汉时已经非常成体系，唐宋以后又设立台谏系统、转运使、察访使等，对地方和中央的监察力度一点不比现代轻松。

御史不是个“闲职”。他们的任务，是“纠弹百官”，动辄直面权贵、揭露黑幕。御史中丞、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分级分工，监察对象从皇帝亲信到地方县令、再到军队主将都有覆盖。任何贪赃枉法、擅权自用的行为，一经举报查实，就有可能仕途断送，甚至杀头。

御史台不仅权力不小，而且经常“得罪人”。唐代御史中丞鱼朝恩，因为弹劾宦官被报复，最后惨死；宋代御史中丞李定因弹劾权臣王安石，反被贬职。但即使风险再大，御史系统始终在运作，起码维持了官僚体系的最低纪律底线。

监察御史是可以“上谏”“中纠”“下巡”的，意思是既可以向皇帝进言，也能纠察中央官员，还能巡查地方官吏。比如北宋时的“风闻言事”，只要听说某个地方有人贪腐，御史就能主动上奏，免于被动等待民间告状。这种制度设计极具进步意义，在世界历史上也属于领先水平。

而且御史弹劾，不止依赖证据，也能通过口头举报、民间流传、密信匿名等渠道进行。正因为机制多、反应快、能直达天听，所以御史往往被称为“朝廷之鹰犬”，让权贵既恨又怕。

如果说中央有御史台，那地方的监察权则由“按察使”体系承担。尤其是从元明清开始，地方监察正式制度化，设立“按察使司”，作为九卿之外的监督机构。这些按察使，虽名为地方官，实则直接受中央节制，手中拥有对全省文武官员的审查、纠察乃至惩处权力。

按察使常配有巡按、巡抚，组成所谓“监察三司”。举个例子，明代的一位按察使可以越级调查布政使、省级知府、乃至总兵官的贪污案件。若按察使掌握到足够证据，上报中央，即可定罪罢官，甚至革职查办。

这意味着，地方上的知府知县即便手握一方，也始终有人盯着。如果他们压榨百姓、欺上瞒下，只要信息传到按察使耳中，就可能身败名裂。按察使本质上就是地方版的“纪律检查委员”。

御史的存在，某种意义上也反过来制约皇权。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常被御史弹劾，比如因用人不当、赏罚不明、宠信权臣等，虽说皇帝有最终裁量权，但屡屡“被上书”，也说明这群监察官真敢说话。

而那些“乱臣贼子”型的皇帝，则会设法限制御史权力。例如明武宗朱厚照、清乾隆中期以后，御史渐失实权，更多成了“背书机构”。但在其之前，御史不仅有独立调查权，有时还直接掌握“票拟权”——即是否对某人立案，可以由御史台定夺。唐宋时期尤为典型，连宰相都怕惹上御史台。

一个典型例子是唐代御史中丞李景让，他弹劾宰相韦执谊，说其朋党误国，虽然最后被贬，但言论震动朝堂，百官肃然。再如宋代御史中丞王拱辰，敢上奏宋真宗，揭露朝廷对辽外交失败，对内经济**，虽然此举未能立刻改变局势，但这种体制的存在让朝廷不能为所欲为。

宋代把监察系统推到了一个新高度。除了传统御史台，还建立了“三院台谏”制度，即谏院、台院、殿院三部分共同负责监察、上谏、弹劾。其中谏官主讲道德、政策批评；台官主讲官员行为；殿官负责宫廷内部事务。

同时，宋代还推行“风闻言事”、“密疏上达”等机制，允许御史不经审批直接向皇帝报告问题。这相当于赋予了监察官员特许渠道，绕过行政程序，直通天听。虽然容易引起内部纠纷和权力冲突，但也保证了“有人敢说话”。

而且御史每隔几年要轮换、巡视地方，类似于定期“审计”。巡视回来必须写《巡历奏报》，把地方行政状况、治安、赋役、民情一一上报，供朝廷参考决策。这种机制，不但让中央了解地方实际情况，也形成了相对有效的信息流动。

到了明代，监察体系进一步庞大化和专业化。洪武年间朱元璋整顿吏治，把监察制度作为“反贪治国”的工具。明初设置“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覆盖全国，每道监察御史都定期巡视所辖省份，有专属印信和“立案权”，甚至能当场捉拿贪官。

同时，还设立“六科给事中”，对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进行垂直监察。也就是说，监察御史负责横向巡视，六科负责纵向审理——这就是典型的“双线监督”体系。

清代延续明制，增加了“督察院”，监察御史职能更加分明。但也逐渐演变为“言官政治”，即依靠文字奏疏进行舆论监督。在清代早中期依然有效，到了晚清则因积弊和政治环境变化而衰落。但这套制度持续了两千年之久，并非什么“权力真空”。

御史、按察、谏官等角色，除了查贪反腐，还承担“纠风肃纪”的职责。比如若有人在科举舞弊、朝会迟到、祭祀仪式失礼，都可能被御史记录在案、上奏弹劾。甚至在朝廷的“衣冠整洁”、宫廷仪仗的流程细节，御史也会紧盯不放。

宋代有个有趣例子：监察御史曾上书弹劾某官员在朝会上“醉酒站不稳”，虽然不构成重大罪名，但此事传遍官场，严重损伤个人声誉，被讥为“朝醉官”。这说明监察制度不仅是打击违法犯罪，更是一种风纪维持和政治纪律保障。

在地方也是如此。明清时期，一些地方监察官员要求地方父母官“不准淫宴、不准赌博、不准借节庆收礼”，哪怕只是民间反映强烈，也要上报，典型的“风闻纠察”。这种操作，有点像今天的“舆情回应 纪委调查”。

很多人以为古代只有高层监察，县一级甚至以下无人监督，实际上不然。比如县衙设有“主簿”“典史”“胥吏”等分职官员，相互制衡；而上级州、府官员也有定期考察、稽核的职责。每年县令政绩要向州府报送《政绩考》，州府会逐级审核，并上报中央。

此外，还有“乡约”、“里正”系统，虽然不具备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监察权，但在社会组织上发挥监督作用。例如某个县令强征苛捐，百姓可以联合里正、宗族向巡按或知府上访，若巡按愿意立案，便能形成震荡效应。

虽然这些机制比不上现代监察委或审计署那样专业化、法制化，但对于古代资源有限、人力稀缺的体制来说，已经是相对成熟的安排。

必须承认，御史制度也有它的黑暗一面，比如诬告、权斗、党争。尤其是在政治斗争激烈时期，御史往往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例如宋神宗年间“新旧党争”，御史轮番弹劾对立派系官员，真假难辨，最终变成“文字狱”。

明代更夸张，朱元璋一度借监察之名大肆肃反，御史只需口头供词便能定人罪。但不能因此否定整个制度。在正常年份，监察御史仍然以查实为主，且存在复议、皇帝裁断等后续环节，不至于无限扩大。

就像现代也有“被双规”的冤案，古代御史制度也会被滥用。但这不能掩盖它在监督官僚体系、维护基本秩序上的历史作用。

回头看，古代中国从未是一个没有监察机制的“独裁真空”。不论朝代更迭，御史台、都察院、按察使、谏院、风闻言事、巡按制度……这些体系都在告诉我们：权力再集中，也有“眼睛”在盯着。

你会发现，所谓“皇帝随便杀人、官员随便贪污”的想象，在历史现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即便是最**的皇权时代，也需要依靠监察制度维系朝政稳定和社会秩序。

古人并不比我们“法治观念差”，只是资源分布不同、制度形态不同而已。在那种环境下，他们已经尽力构建了一套自我监督、自我清理的系统。这些监察制度之完善、权力之独立，远比某些小说里所描绘的“没人管”更真实，也更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