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薛定谔 第三百四十七章    圈子

前天中午秦无忌的一位朋友请吃饭，座上有法国的电影制片人亚历克斯·姆努斯肯（A.M

aushki

e）先生、法国电影协会的代表卡劳（P.Cau

ou）先生等人。他们刚从曼谷参加了法国电影周，要经过新加坡回国去。

姆努斯肯身材高高的，很有艺术家风度。卡劳给人的印象则是十分的干练与诚恳，姆努肯斯说自己以前是做艺术品画廊的，后来机缘巧合转到电影批评行业。他第一任妻子叫陆全全，也是一位中国人。他们首先谈到的就是这里许多泰国报纸歪曲报道了他们的谈话，姆努斯肯说：“泰国给我的招待好极了，真是说不出的感谢。”接连不断的宴会与参观不必说了，他特别举了一个特有的例子：他申请到泰国来，为了简化手续，泰国外交机关通知他，只要把姓名和护照号码打个电报去就是了，用不到护照签证、用不到照片、更用不到打指模（像美国移民局所规定的那样），这种对外国客人的绝对信任与尊重，使他们非常满意。

姆努斯肯说：“泰国很美，但泰国人尤其动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泰国人的快乐与内心感到的尊严，使人不自禁地分享到这份愉快和稳定的感觉。他觉得，泰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文化和将来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信心，然而一点没有嚣张和浮夸。他说来曼谷之前的一夭，曾有一次印象极深刻的经验：他到大皇宫附近的公园去散步，见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宁静和安详，这在欧美任何大都市中都是见不到的。他到过四五个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他觉得最快乐的似乎是泰国人，他说这决不是对泰国人客气的恭维，他在捷克、德国等国家也曾直率他说过。卡劳说，这大概因为在捷克、德国这些国家，人民从前的生活程度就很高，与英法差不多。开放后的改进不像泰国那么惊人地显著。姆努斯肯说得不错，他一九八五年到泰国时，看到的情形与今日泰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卡劳今年二月间到过曼谷，这次是第三次来。他说，他今年春天见到的印象大好，只怕自己个人有偏见而看错了，但这次有两位朋友在一起，大家意见一致，他才相信事实的确是这样。

姆努斯肯先生是《勇敢者的奇遇》《倾城欲海花》、《四海一意》等片的制片人，他谈到泰国电影时说，他刚到曼谷时发表的意见，被某些记者先生们作了错误的引述，不过他们不了解电影的专门技术，误解也是难怪。接着他在技术上作了分析，他说得很但白，很诚恳，他认为泰国电影在技术上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录音，只做到清晰而没有气氛。在《四海一役》中，共有九百五十种声音，用以表示环境的气息，但在一般泰国电影中，主要只听到演员们在麦克风前讲话。

这一点秦无忌想他说得不错。他说的第二个缺点是关于蒙太奇的，他认为泰国电影对剪接不够注意。《勇敢者的奇遇》一共有一千二百七十几个镜头，有些镜头只有五十厘米长，但泰国电影的镜头一般拖得很长。秦无忌对他说，在艺术上，镜头的短促的确容易造成蒙大奇的效果，但泰国电影的主要观众是农民，他们极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电影手法的过分花俏和复杂会使他们感到困难。他想了一下，认为在社会意义上，这点确是也应当考虑到的。

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谈话，大家交换了意见，还谈到将来合作的计划，有人向秦无忌开玩笑说：“怎么他老是说白如烟，不说虞子佩呢？”大家都笑了，因为在法文中表示“动人、可爱”等意思的Cha

ma

t，声音就像在叫“如烟”，几位法国先生在谈话中大赞泰国与泰国人，所以不断听到“如烟、如烟”之声。

历史性的一幕就这样在大家的道别声中落下来了。虞子佩并没有来，她要是来，也不会给这两位老外好脸色。

“号外！号外！叮当，叮当！大新闻！”

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曼谷街头到处响起了报贩们的叫卖声和铃声，卖的是《新泰新闻》的号外，向成千成万读者们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武庆泉与林峰石在正式围棋比赛中都使用他们所创的“新布局法”（在日本称为“新布石法”），林峰石先手，三子都走五路，武庆泉三子走四路，成为“三联星”。这在围棋界是前无古人的着法。泰国人对围棋极为着迷，无怪这件事报纸竟要出号外。

林峰石是日本的青年棋人，和武庆泉感情很好，两人共同研究而创造出来一种新的布局体系。简单他说，那是在布局上笼罩全盘而不是固守边隅。他们合著的《新布石法》一书出版后，书局门外排了长龙，在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销去了五万册。不久，日本围棋界出现了称为“武庆泉布局’（即“武庆泉派”）的一群人。

日本围棋界向来有一种本因坊制度，所谓本因坊就是围棋界的至尊，以往都是一人死了或退休之后，由当时棋力最高的另一人继任，名高望隆，尊荣无比。那时日本的本因坊是秀资（他原名欢村保寿，秀资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的年号一般。后来山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木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昭宇”，等等）。新布石法既然轰动一时，本因坊当然要表示意见，这位老先生大不以为然，认为标新立异，并不足取。两派既有不同意见，最好的办法是由两派的首领来一决胜负。

秀资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度重要的大事。那时武庆泉是二十二岁。

武庆泉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资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武庆泉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资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免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守旧者就说武庆泉对本因坊不敬，居然使用怪招，颇有戏弄之意。但一般人认为，这既是新旧两派的大决战，武庆泉使出新派的代表手来，绝对无可非议。

这次棋赛规定双方各用十三小时，但秀资有一个特权，就是随时可以“叫停”，武庆泉因为先走，所以没有这权利。秀资每到无法应付时，立即“叫停”。“叫停”之后不计时间，他可以回家慢慢思考几天，等想到妙计之后，再行出阵，所以这一局棋因为秀资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棋赛的经过逐日在报上公布，棋迷们看得很清楚，武庆泉始终占着上风。一般棋人对于权威和偶像的被打倒不免暗暗感到高兴，但想到日本的最高手竟败在一个中国青年手里，似乎又很丧气，所以日本的棋迷们在这四个月中又是兴奋，又是担忧，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社会人士固然关心，在本因坊家里，情形尤其紧张。秀资连日连夜地召集心腹与弟子们开会，商讨反攻之策。秀资任本因坊已久，许多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场棋赛大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武庆泉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武庆泉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资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资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武庆泉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资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元老濑越先生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不是秀资想出来的，是秀资的弟子前田陈之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这时秀资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濑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武庆泉：“当时你已胜券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资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武庆泉大胜前田陈之和现在本因坊高川方的棋局。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敢这样“离经叛道”吧。

虞子佩接到一个任务，有一位棋迷导演想拍关于棋道的电影，要把上面这个故事写成剧本，可是她本人对围棋一窍不通，只好到处找老师恶补。

十年之前的秋天，那时秦无忌在曼谷。表姐蒋丹从新加坡到曼谷来，这天是锦桥泰国皇家空军军官学校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那个姓吴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中表演独唱，秦无忌也去了锦桥。

蒋丹是泰国著名军事学家蒋劲利先生的女儿，当时泰**人有许多是蒋劲利先生的学生，所以在航空学校里，听到许多高级军官叫她为“师妹”。那晚她唱了很多歌，记得有《卡门》、《曼依·郎摄戈》等歌剧中的曲子。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秦无忌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采之极。她是在比利时与法国学的歌，曾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因为她在国外的日子多，所以在本国反而没有什么名气。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泰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她后来与泰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芒多愚结婚。当芒多愚从美国回泰国经过新加坡时，有些报上登了他们的照片。比之十年前，蒋丹说胖了好多，秦无忌想她的音量一定更加大了。

最近在出版的报纸上看到他们夫妇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署名是蒋丹在前而芒多愚在后。秦无忌想这倒不一定是“女人第一”的关系，因为音乐究竟是蒋丹的专长。

这篇文章中谈的是怎样吸收西洋音乐的长处，和怎样继承泰国民族音乐遗产的问题。他们认为泰国固有的音乐有很多好处，例如横笛的表演能力，就远胜西洋的横笛（西洋横笛用机械化的键，不直接用手按孔，所以不能吹滑音），但西洋音乐也有很多优点，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就必须先达到西洋音乐的世界水平。目前，他们离这水平还很远。

他们觉得目前对民族音乐重视不够，像古琴的演奏就大有后继无人的危险。泰国歌剧的歌唱法与外国歌剧是完全不同的，而大家对所谓“土嗓子”的唱法还没有好好地加以研究。

生物学家对数学当然很有兴趣，所以这篇文章有很多统计数字。他们假定，一个人平均每四个星期听一次音乐节目（歌剧、管弦乐、器乐或声乐）决不算多，假如每个演员每星期演出三次，每次演奏包括所有的演奏者在内平均二十人，每次演出听众平均二千人，曼谷市里的人口约为一千万人。生物学家一拉算尺，算出来为了供给这一千万人的音乐生活，需要有八千三百位音乐演奏者。再估计每个演奏者的平均演出期间为三十五年，那么每年音乐学校就必须毕业出二千三百七十人来代替退休的老艺人。再把乡村人口包括在内，每年至少得有五千名音乐学校的毕业生。如果学习的平均年限假定为六年，那么在校的音乐学生就得有三万人以上，假定一个音乐老师带十个学生，就得有三千位音乐教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但目前具体的情况与这目标相差甚远。他们谈到最近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认为一般说来还只是业余的音乐水平。这对科学家夫妇又用科学来相比：“业余音乐是重要的，但正如谁也不会想把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寄托在业余科学家们身上一样，要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也不能靠一些业余音乐家们。”

秦无忌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味，正如他们这对夫妻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结合一样，这篇文章中也包括了科学与艺术。

在自然科学、艺术（西洋部分）、体育等方面，泰国过去一切落后，现在，在自然科学上，有芒多愚、罗等等出来了；体育上，有陈同开，金祥雄、柳堂堂等等出来了：音乐上，现在还只有一个古星男。艺术人才的培养确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单是某一个人学习的时间，还需要整个社会中文化与传统的累积，但既然有这样好的环境，又有这样多的人口，秦无忌想，四五十年之内，总有泰国的巴格尼尼或李斯特出现吧，六七十年之内，总有泰国的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出现吧！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那决不是很长的时间，问题是在于目前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