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薛定谔 第二百九十九章   理想主义者

再看看曲琴公司的经营状况吧。

近几年，公司的所有下属单位中，除了成衣销售部稍有赢利之外，其他的单位全都亏损，整个公司自然也是大亏特亏，全靠银行贷款在支撑着。名义上，公司的下属单位都是个人承包的，独立核算，可博登却不管这一套，想用钱了，如果总公司的账上又周转不灵，他就一个电话打给下属单位的头儿，让人家把自己单位账上的钱划过来，全不管人家把钱划过来后是否会造成经营困难。对此谁要是稍有微辞，就会被博登臭骂一顿：“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了就说一声，给我滚蛋。”

对下属单位的经营，博登也是随心所欲地乱干涉。有一个曼谷职业大学的老师，搞了一个小发明，他通过别人把博登请去吃了顿饭，席中博登喝得高兴了，再听这个大学老师天花乱坠地一吹，马上让公司下属的模具厂投资生产这个大学老师发明的玩意儿，结果模具厂搞了半年，钱花了大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并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么管用，根本销不出去，全堆在仓库里了。那个大学老师挣了发明费，又拿了半年的生产指导费，拍拍屁股走了，只苦了模具厂。这种龌蹉事别人还不能提，谁提谁挨博登的骂。

起初虞子衿在曲琴公司上班时，还有点不太适应，整天无所事事，东晃西晃，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有时实在觉得无聊了，就溜出去转转。库奇路沿街的店面都很小，多是卖花花草草的，也有卖冰激凌奶茶冻和鱼干的。尤其让她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带小巷里的居民有不少还在用木制马桶。天气晴好的日子，小巷里隔不多远就能看见一只斜倚在墙边晒太阳的马桶，旁边还靠着一把竹制的马桶刷子。有的马桶油漆剥落，呈一种褐黄色，大概已经历过不止一代人的洗礼了。小巷里还时常能看见坐在墙边晒太阳的老头老太，他们一个个畏畏缩缩，神情落寞，寡言少语，彼此之间就跟一只马桶和另一只马桶呆在一起一样悄没声息。虞子衿觉得人活到这一步可就真没什么意思了。

不过，没用多长时间，她就适应了这种轻松的上班，并热爱上了这份工作。毕竟，想要潜伏下去，搞一笔钱报效组织，肯定要藏叶于林的。太鹤立鸡群肯定不行。吃苦耐劳不是那么容易让人适应的，享享清福适应起来又有何难。和同事们的关系搞熟以后，她立刻就融入到了这帮混子中去了，上起班来跟他们一样悠闲自在。

虞子衿还发现离公司不远的巷口，有一家棋牌社，她有时上班上腻了，就到那里去转转。棋牌社里，打牌下棋的人很多，全是带彩的，也就是赌博。和黄友欢一样，她也对赌博兴趣极大，但只爱看不爱玩，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没那份胆量。但看看也够刺激。

她见过一个下围棋输了两百铢的人，瞪着眼睛骂旁边一个插嘴的人，那个被骂的人梗着脖子刚想说什么，脸上就被一拳打开了花。我还见过一个玩牌九的小伙子，身上带的钱输得精光，然后苦苦哀求那个赢了他钱的人把钱还给他。“求求你了，把钱还给我吧，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老婆要是知道我把工资全输掉的话，不会让我回家的。”那个赢了他钱的人看样子认识他，叫他“小五子”，抽出了五十铢给他。他迅速地把五十铢装进口袋，又继续哀求：“太少了，再给我一点吧。求你了，大哥，再给点吧。”那个赢钱的不耐烦了：“去去，少来这一套。”旁边的人也说那个输钱的小伙子：“没见过你这么的人，输不起别来嘛。”“真是个二百五，输点钱成这德行了。”输钱的小伙子脸涨得通红，眼看着就要哭了。虞子衿在一边都为他感到难受。

记忆中，她到曲琴公司的前几个月，一共只干过两件事。头一件事，她所在的人事科要添置一些办公用品，皮科长要她和科里的一个姓季的妇女一起去买。我们去了卡欢商场，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准备去开发票的时候，姓季的妇女有点不好意思地小声对她说：“你家里不需要什么东西吗？”虞子衿愣了一下，反问她：“你呢？”

“我想买个电饭煲，你看那边那个式样不错。”

“是挺好的。”

“那咱俩一人买一个怎么样？”

虞子衿点了点头，同意了，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这种事哪怕从来没干过，但要想弄明白却是很容易的。结果她们就一人买了一个电饭煲，每个五百三十铢，当然是用公款买的，全部开在办公用品的发票里。这就是她给公司干的第一件事，还顺便贪污了一个电饭煲。以后当她想再给公司干干这样的事（她家的椅子坐着不太牢固了，该换个新的了），可再没人找她了。

第二件事，公司的小车出了车祸，把一个人给撞伤了，原因是博登酒后坐在车上，让司机开得飞快，结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后刹车不及。被撞的是个正在朱拉读大学的小姑娘，伤势比较重，主要是头部受了重创。在等着警察部门处理事故的期间，公司要派人护理那个小姑娘，全要女的，任务是伺候那个小姑娘上厕所，其他的事由她家里人来干。虞子衿被分配护理三天。当她到慈济医院脑科病房一见到那个小姑娘，就断定这姑娘是完了。她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白绷带，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发呆。虞子衿在医院的三天她基本都是这样，不说话，也很少动，喂她吃饭她就吃，喂她喝水她就喝，想上厕所了就傻头傻脑地往起爬，然后由虞子衿搀着到厕所。好在蹲下她还会，否则让虞子衿帮着可救太不容易了。

那小姑娘的姐姐始终在病房里陪着他，喂饭喂水等杂事大部分都是她来干。这姑娘长得挺不错，一看就是老实本分的那种人，她在一家工厂里当工人。虞子衿在病房里闲着无事可干，就和她聊天，还完全站在她的角度帮她出谋划策，要她千万不要放过自己公司，一定要通过这件事向曲琴公司索赔一大笔钱。她对虞子衿的好意十分感激，很快她们两个就熟了，什么话都说。她父亲早年去世，是她母亲一手把她和妹妹带大的，家里生活一直很艰苦。她妹妹从小就爱画画，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朱拉隆功大学艺术学院油画系，她和她母亲都感到无比骄傲。学院里的老师也说她妹妹很有天分，以后前途无量。出车祸前一阵子，她妹妹正是“画风大进”的时候，可谁想到……

她说到这里，虞子衿觉得她的话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头，琢磨了一下，才发现“画风大进”这话不通，画风只能大变，怎么能“大进”呢？画技“大进”才对。但她没有纠正她，想想她只是个工人，没什么文化，何况她说到这里正在流眼泪呢。虞子衿宽慰她，说她妹妹以后肯定会好的，以现在的医疗手段治好她妹妹根本不是问题，虞子衿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她估计那姑娘这辈子是玩完了，这个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画家，多了一个白痴，为此她并没有感到特别难过。

当然她还是同情她的，而且她对像她这样老实巴交的人还挺有好感，甚至在心里还动过一个念头：谁要是把她娶了做老婆可能也挺不错，这种穷苦人家出身的姑娘大多是很守妇道、贤妻良母型的，女人的这种品质她自己以前是很欣赏的。她想把她介绍给奎哥。但这念头也仅只是动了一下而已，最终并没有落实成行动。其实她要是真落实成行动，成功的希望还是蛮大的。她记得，陪护的第二天，她就邀请自己和她一起吃饭了（她母亲送来的饭菜挺多，而她那个白痴妹妹吃得却很少），并且不停地给她夹好菜。扶她妹妹从床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她俩的胳膊在她妹妹的背后叠在了一起，她的胳膊在上边，可她却并不急于把胳膊挪开，相反她妹妹已经坐起来了，她仍然保持胳膊不动，表面上是跟她那傻头傻脑的妹妹说话：“你的头昏不昏？”“要不要坐一会儿再下床？”她妹妹自然是一声不吭。有时，虞子衿在椅子上坐累了，站起来走到窗前向远处眺望，病房在二十几层楼上，透过窗户可以望见远山，这位姐姐则会悄悄地走到她的身旁，问她在想什么，虞子衿说没想什么，她就不说话了，和她并排站在窗前向远处眺望。虞子衿侧过头去偷看了她一眼，她脸上的神情是忧郁的，但似乎也夹杂着一丝渴望。

三天的陪护结束以后，尽管她依依不舍地把虞子衿送到门口，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是你们公司一直派你在这里陪护就好了。”可虞子衿并没有接她的话，只说了句祝她妹妹早日恢复健康就溜之大吉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她说过的那句“画风大进”的话让虞子衿不太舒服吧，人有时候是会这样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过不去，整个一件事也就过不去了。听说有些作家写写小说，要是一个词用得不太贴切，或是一句话感觉不顺，就无法再往下写了，道理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虞子衿潜意识中感觉到她妹妹是个障碍，要是那姑娘果真好不了了，成了白痴，那将来岂不要靠他姐姐照顾一辈子？而奎哥如果真成了他的姐夫，这副重担理所当然地也要落在奎哥肩上了。那自己这不是吃饱了撑的，给朋友弄个白痴来伺候，好玩？

大约在她进公司的第五个月，终于给她分配了具体工作。公司新成立了一个秘书科，这秘书科里一共只有两个人，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一个圆脸戴眼镜、穿着浮夸的姓付的女人当科长，虞子衿是副科长，她俩手下没有兵。付科长上任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市郊考察，因为博登想在市郊买一块地，建一个林场。结果付科长便不用到公司来上班了，只管在外边“考察”就得了，一直到虞子衿离开公司，他也没有“考察”好。不过她不来公司上班倒是好事，要不然听她说话真是活受罪。这女人是一个严重的结巴，是虞子衿所见过的结巴得最厉害的家伙。“你、你、你、你，”她挤鼻子弄眼，仿佛做鬼脸一般地终于把这第一个字说完了，“最、最、最、最、最近、近、近……”其实她想说的只是：你最近在忙什么。可却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虞子衿这副科长的具体工作是，每天到音像店租两盘录像带给博登看。博登是每天晚上都要看录像的，也不知道博登喝酒喝得一塌糊涂怎么还能看录像。也许看录像就是他的一种醒酒方式吧。

早晨，虞子衿先到音像店，挑好两盘录像带。博登起初只看欧美枪战片，以后好看的欧美片看光了，才勉强看看香港片，其他录像他是从来不看的。然后到公司把录像带交给博登，如果博登不在，就交给蓝部长。同时聆听博登关于录像带的指示，或是蓝部长传达的博登的指示。不外乎是昨天拿的带子好不好看，要不要继续拿这样的。

这工作干了一段时间后，虞子衿就摸准了博登的口味，他爱看简单的打打杀杀的枪战片，而不爱看有点艺术水准的片子，像获奥斯卡奖的片子他都不爱看。以此判断，其实他也不是个笨蛋，就是像靠这种不用动脑子的东西休息一下。要不是喝酒喝得太无节制，说不定他也能把公司弄出点样子来的。

每天，虞子衿把新带子交了，拿上旧带子，第二天到音像店拿新带子的时候再还旧带子，这一天的工作也就结束了，她愿意继续呆在公司里就呆，不愿意呆在公司里回家也可以。她通常是吃了公司免费供应的一顿午餐再走，回家去睡午觉，下午就东游西逛地找人玩去了。实际上她等于是上半班。

自从虞子衿干上这份工作以后，公司里有不少人都开始巴结她，他们都想从她这里看上免费的录像带。她基本上都是有求必应，当然次数也不能太多，太多了她就会说，蓝部长打过招呼了，不能把录像带给别人看，所以她也难办啊。鲁科长的确给她打过这样的招呼，这倒不是瞎说的。这样一来，大家对她的印象都很好，理解了她的难处，不至于没有节制地向她借录像带。用公款做人情，又不要掏一分钱，何乐而不为，只要不太过分就行了。她一个月跟音像店结一次账，因为是老顾客，要给她打折的，又用的是支票，再说每个音像店的租费不一样，因而她把带子给别人看，从费用上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况且她还是副科长呢，谁会为这点小钱跟她计较。因为人缘好，到以后离开公司的时候，很多人都对她依依不舍，还有人出份子为她饯行，那场面真是蛮感人的。

年终到了，每个单位到了这时候都是要开年终大会的，曲琴公司虽然乱得一团糟，什么规章制度也谈不上，可这年终大会却是要照开不误的。好歹也是个国有体制单位，起码的规矩还是要讲的。

下午，槟金饭店里已经坐满了人，还有很多人没位子坐，只好站着。公司本部的人当然全体都要参加，还有下属单位的干部和职工代表。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谁都知道，会后又要大吃一顿了，为此除了槟金饭店，周围的几家饭店也全给包下来了。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谈论开了，是多少钱一桌的标准，酒是什么档次的。去年喝的是拉菲，今年再怎么说也要是欧尼兰德吧。听说干部那桌要上茅台呢，上午就见人买了一箱，运到后堂去了。那咱们到时候趁乱也弄一瓶来喝喝，哎呀，茅台是香。

饭店前面的领导台已布置就绪：一排铺着红布的桌子，桌上每隔不远就有一块立起的小牌子，上面写着公司头头的姓名，就跟电视上那些大干部开会坐的桌子一样。

音乐声响起，大家在干部的带领下开始鼓掌，因为这时博登领头，公司的领导开始鱼贯入场了。博登打扮得人模狗样，这也是一年中他头一次在下午还清醒的日子。他身穿一套笔挺的深色西装，扎着红领带，平常像刺猬毛一样竖着的头发被厚厚一层油压服帖了，光溜溜的，苍蝇站上去都要打滑。一双圆鼓鼓的小眼眯成一条缝，带着笑意，尤其是，他好像对自己到了下午还是清醒的感到不太适应，或者是他对自己打扮成这样感到不太适应，似乎有些羞涩，那张刮了胡子的脸上升起了两朵红云，看起来真有点神采奕奕的味道。他边走边鼓着掌，走到领导台正中站定，向大家挥手致意，颇有几分领导的风采。

会议开始，几个副总先后作了点缀性发言，重头戏当然由博登来唱。他说在这过去的一年里，公司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把这些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公司全体职工忘我的工作精神，以及良好的个人素质，他说有些人为了公司的发展呕心沥血，积劳成疾，这一切他都是看在眼里的，记在心头的。接着他点名表扬了一些人，其中就有被他踹中腰子在家休息了好几天的邱科长，大概他把这也算成“积劳成疾”了。在展望新的一年时，他说形势喜人又逼人，公司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口，时不我待，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开创出公司的新天地。说着说着他来了情绪，桌子一拍，当场就让公司下属各单位的头头站起来，汇报自己的单位准备在新的一年里取得什么样的业绩，简单点说吧，就是能完成多少利润。

那些下属单位的头头们慌慌张张地站起来，面面相觑。首先被点到的人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博登来了气：“你的嘴被烫了吗？话都不会说了。”

“三百……三百……不，五百万。”

“五百万？这就是你的能耐吗？你给我坐下。”他指着另一个人，“你说。”

“一千万。”

“好，好。有气魄，我就喜欢这样敢说敢做的人，大家给他鼓掌，鼓掌。”

接下来被博登点到的人报的都是几千万。饭店里掌声雷动，夹杂着叫好声和起哄声。轮到公司里亏损最严重的玩具厂的厂长时，他喊道：“八千万。”

“好啊好啊，”博登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我没有看错你，好好干，为全公司树立一个榜样。鼓掌鼓掌，使劲给他鼓掌。”

会议结束，在悦耳的乐曲声中，大家排着队，依次走上领导台。博登已经站立在领导台前面了，桌上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大堆红包。每人走到博登面前站住，和他握手，接受他给的红包，向他说一声谢谢。他对有的人还拍拍肩膀，说两句亲切的话。

红包里的钱都是一样的数目，一千铢。

因为拿了红包，因为酒菜丰盛，因为快过年了，结果那天有无数人喝醉。自然喽，喝醉了就忘掉了危险，不少人都挨了博登的揍。有人尝到了耳光，有人被踹翻在地，有人被酒杯盘子击中了脑袋，有女生被吃了豆腐。

从虞子衿进入公司到离开，只被博登打骂过一次，这是非常少见的，公司里的人谁没有被博登骂过或打过多次——上至副总经理下至普通职员，甚至包括博登的情人蓝部长。虞子衿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如此礼遇，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她的关系比较硬，她的表舅是内务部的宣传处长，又和博登是老同学，博登正是靠虞子衿的表舅，才把曲琴公司挂靠到曼谷行政执法中心的，这是博登非常看重的一件大事，他理所当然地要对虞子衿的表舅有所报答，也就是说要对她客气一些。所以曲琴公司那么多女员工，博登对虞子衿算是比较尊重的；第二个原因，是虞子衿这个人比较识趣，从不给别人找麻烦——她没有利用过表舅的关系向公司或博登提过任何要求，而且她对危险的嗅觉也很敏锐，每当博登喝醉了，或是觉察到他的情绪不佳，虞子衿总是离他远远的。即使他既没喝醉心情也好的时候，她也是除了工作上的必要接触，尽量躲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虞子衿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但是，虞子衿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这都怪她一时心软，才吃到了苦头。

前面说过，博登和蓝部长都是各自有家庭的，两人搞到一起后，就都不回家了，干脆在公司里同居了。也就是把会议室改成了他们的卧室，里面添了一张双人床和几个橱柜，反正他们也不在乎公司里的人说什么。当然公司里的人也不会说什么，老总搞个腐化算个啥事，哪个老总不搞？况且他们还不仅仅是搞个腐化，似乎也有点感情吧，否则怎么能这么大张旗鼓地同居呢？但是公司里的人虽然不会说什么，博登的老婆估计比较怕他，没见有什么动静，可是蓝部长的老公却不乐意了。几次三番地到公司来闹，后来还在一天晚上，带人来把博登给痛打了一顿，打得博登鼻青脸肿的。

自从博登被打之后，他和蓝部长就不在公司里住了，而是在外面的饭店里开房住，并且每个饭店都住不太长，就又换另一家饭店住。还有，他们住在哪家饭店是保密的，除了几个副总和虞子衿之外，公司里的人都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怕蓝部长的那个莽丈夫找到他们的住处后，摸了去再打博登。虞子衿之所以也知道博登和蓝部长住在哪里，是因为按规定她每天必须把录像带送到他们的住处，以前他们住在公司，录像带送到公司就行了，现在他们住饭店，虞子衿就要费点事把录像带送到饭店去。

虞子衿有博登和蓝部长所住饭店房门的钥匙，以备他们不在时她可以自己进来，放下新录像带，拿走旧录像带，显然他们对她是很放心的，不担心她会偷他们的东西。有一次他们不在，她打开门，进到他们的房间。在房间里东瞧瞧西看看，还走到卫生间门口朝里张望了一眼，发现抽水马桶旁边的地下，扔着一条血淋淋的纸巾，这给虞子衿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上班时，一看见蓝部长，虞子衿就联想到了那条血淋淋的纸巾。这种对于蓝部长的不雅的联想始终伴随着她，使她对蓝部长产生了一种隐密的亲切感，就仿佛她曾在自己的面前赤身**过一样，就仿佛她曾是的亲人一样。虞子衿对自己的亲人感情很深，毕竟血浓于水，亲人相处的画面始终会给她留下美好的记忆。蓝部长三十多岁，身材苗条，长得相当漂亮，也很有气质。她父母亲都是大学老师，她给人的感觉是很有教养，为人温和，一点也不张狂。按说她的情人是公司老板，谁都要忌惮她几分，可我从没看见她端过架子，或是训过谁，她跟谁说话都是轻声轻气的，也从不过问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虞子衿认为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起码比博登要聪明得多。但是，一个女人无论再怎么聪明，都还是有限的，无法超越现实的层面，这就是我们常常看见一个聪明女人与比自己差得多的男人搞在一起的原因——只要这个男人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而照虞子衿的看法，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男人，通常都是些蠢货，他们普遍对事物缺乏正常的判断，与人交往时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或许他们成功之前还不那么愚蠢，成功之后因为自我膨胀才变成了地道的蠢货。

那天上午，虞子衿拿着两盘录像带来到饭店，走到博登和蓝部长的房间门口时，她看见门没有关紧，有一条缝，同时听到了里面传来蓝部长的哭泣声和劈里啪啦的响声，她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博登在殴打蓝部长。她早就听公司的人说起过博登打蓝部长这回事了，没想到这次让她给碰上了。本来，这时她惟一正确的做法——这一点她非常清楚——就是毫不迟疑地转身就走，录像带等到中午或是下午博登和蓝部长不在的时候再送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可谁知道她突然就把蓝部长当成自己的亲人了，心里义愤填膺，虞子衿在门口犹豫徘徊了一会儿，鬼使神差地敲了敲门，然后就一头闯了进去。

这样就注定了她的倒霉。

屋里，博登正和蓝部长扭作一团，他一只手抓着蓝部长的头发，一只手在扇她的耳光，蓝部长则边哭边用两手极力护着自己的脸，即便如此，她的脸已被博登扇得通红，鼻子也在流血。此时此刻，看到蓝部长，一个柔弱的女人，被粗野的博登无情地痛打，虞子衿觉得自己于心何忍？再说了，她既然已经进来，也下定了决心，看到了这一切，转身退出去似乎也不太可能。虞子衿放下录像带，冲了过去，插身在博登和蓝部长之间，一边拉博登抓着蓝部长头发的手，一边劝解着：“博总博总，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不要这样，博总，别打了别打了……”

在拉扯的过程中，她的头上也挨了博登两下子，这倒不算什么，可当她终于把两人拉开，并把他们分隔到一个安全距离之后，博登却突然对她咆哮起来：“滚，你算什么东西，小丫头片子，给我滚。”接着，他抓起放在沙发上的一个装满文件的公文包，朝虞子衿扔了过来，差点砸在她的头上。他的举动让虞子衿大吃一惊，甚至都忘掉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她愣了一下，然后转身跑了出去。

晚上在宿舍，一个人关起门来左思右想，虞子衿最后决定辞职不干了，她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侮辱。说实话，这事如果放到过去，她连考虑都不会考虑这么久。不是因为年轻气盛，而是经过主任的教导后，她对生活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

虞子衿辞职的时候，博登把她喊了去。关起门来，对她诚恳地道歉，并说自己当时是酒后失态，希望虞子衿不要生气，也不要辞职。但是看到虞子衿态度坚决，他又改变口吻，用威胁的语气警告她不要和她的表舅乱说什么。虞子衿看出了他的色厉内荏，冷笑一声，拉开门就昂头出去了。

蓝部长在门外等着她。她上前拉住她的手，眼泪汪汪的，但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虞子衿至今记得她那张脸上痛苦的表情。

辞职出来，虞子衿刚走出那座破旧的大楼，外面风和日丽，阳光耀眼。她正要离开，迎面碰到一个女人，正是那次车祸被撞姑娘的姐姐。她是来索赔的，博登这次要赔她们一大笔钱，据公司传说要一千万铢以上。这女人笑意吟吟，一点没有痛苦的样子。大概是赔款比较到位吧，她心情很好。还以为虞子衿是出去办事，就邀请她有时间一起吃饭，说是感谢她的热心帮助。虞子衿也没有和她明说，打了个哈哈就走了。

后来，当虞子衿从报纸上看到曲琴公司的注销清算通告，并且从新闻报道里看到总经理博登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起来关进监狱之后，他那些所谓的心腹全都纷纷做鸟兽散，原来的实际控制人杜具腾老先生才从美国赶回来，主持破产清算和债权人会议。好好一个公司被这样一个小人搞得乌烟瘴气，原来的老板出走海外不敢回来，虞子衿一直琢磨的问题大部分都有了答案。虞子衿心想，如果哪天自己去见到他，该说点什么好呢？“博总，你还记得我吧。我不会报复你的，这里还带了两瓶酒给你。”当然了，虞子衿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一直没捞到机会再见到他。离开监狱以后，纺织行业就再也没有了博登的消息。蓝部长听说是自杀未遂，后来离婚去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也许是国外。虞子衿不知道哪天要是有缘再见到她，又该说些什么呢？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实在是太远了，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她想起自己以前和奎哥相处的日子，神仙也许比较懒惰，来不及处理他们之间的事情，没有办法。